核心提示：红四方面军再次过草地南下后又连续作战，部队消耗很大，不具备向成都平原攻击的实力。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新的地域作战很不适应，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到很大的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四方面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深秋的川西整天雾气蒙蒙，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南西北都辨别不清。甚至连总指挥徐向前有时也辨不清方向，他回忆：“战斗开始后，我骑马赶到这里，观察情况，现地指挥。三十军指挥所设在百丈附近一座小山包上，我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摸到。”
红四方面军百丈大战的失利原因还在于低估了川军的实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轻敌情绪弥漫全军。
红四方面军战前对川军的实力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其实刘湘在这带集中的兵力，达80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刘湘的二十一军，同其他川军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素质较好。
本文摘自：四川党史党建网，作者：宁志一，原题：《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探析》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不久后，张国焘与党中央分裂，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含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越草地南下。红四方面军突然南下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和川军主力在百丈关进行决战，损失惨重。百丈关之战成为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红四方面军南下除了在战略方向上偏离了中国革命的重心地域，犯了方向性错误外，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误也是值得认真检讨的。
一、行动突然是南下初战胜利的关键
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计划下达后，各部队立即开始行动。对久困草地、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来说，没有比“南下成都坝子吃大米”更能鼓舞士气了。红四方面军南下行动坚决果敢。
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另立中央。为了贯彻南下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于1935年10月7日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具体部署是：王树声率右纵队8个团沿大金川南下，夺取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左纵队16个团沿抚边河南下，夺取懋功、达维。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多为深山峡谷，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展开。红军取胜的关键在于出敌不意，迅速夺取渡口桥梁和山口要隘。有的部队还创造了7天5战，疾进500余里的惊人战例。经过12天的行军战斗，红军击溃川军6个旅，连克绥靖、丹巴、抚边、达维、懋功，取得南下第一阶段战役的胜利。徐向前总结道：“这一仗是山地隘路战，很难打。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长，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夺要隘，表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优良战斗素质。”
红四方面军南下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川军。当时川军在大、小金川一线布防，分兵把口。川军松懈，也使红四方面军得以迅速扩大战果。自红军北上后，这里川军的职能发生了变化：“约在9月初，红军突破胡宗南纵队封锁后，蒋介石不了解红四方面军要南下，认为四川无战事，除令胡宗南部开回甘肃外，另准备调薛岳所部去进攻红二、六军团，并将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所辖各路军名义撤销，一律改为绥靖区，将各路总指挥的名义改为各区司令官，规定任务是：清除'匪患'，修筑碉堡，兵工筑路，抚恤流亡、办理善后，训练团队等项。”
川军没有想到红军会原路返回南下：“认为红军可能开进到草地后，在国民党各军的包围下会土崩瓦解，产生了轻敌观念。因此，各级军官特别是营以上的军官昼夜赌博，忽视了警戒和继续侦察红军动态；二十军占领懋功、抚边后，部队的给养就地征发。因而明目张胆地采用各种方法向地方抢粮，或由当地保甲长向农民强派，迫使老百姓男女老幼日日夜夜都为部队送粮；或派兵下乡挨门挨户搜粮，造成十室九空，引起群众怨恨，失去民心。所以当红军突然大举反攻时，第二十军战备松驰，战斗一开始，担任前线警戒的各部队，一枪未打就崩溃下来，懋功附近的高地为红军所占领。只有一天多时间，我们就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向后方溃逃。”
取得绥丹崇懋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决定乘胜继续南下，制订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10月20日，朱德、张国焘批准并发布了这个作战计划。战役开始后，红军进展势如破竹。十几天内，红军连克宝兴、天全、芦山三县，歼敌3000余人，控制了大渡河以东、懋功以南、邛崃山以西和青衣江以北大片地区，造成直下川西平原、威胁成都的态势，令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极为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