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说江青是“旗手”，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你能谈谈江青“旗手”称号的由来吗？
阎：江青搞了八个“样板戏”，于是有人称她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这称号当时主要出现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小报上，在中央党刊和《人民日报》上，我没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上的人说过这样的话。穆欣说，陈伯达、戚本禹把江青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但他并没举出依据来。我认真反复地翻检《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想查一查到底是谁最早把“旗手”的桂冠戴到江青头上，可一直没有结果。到现在，这件事究竟谁是始作俑者，还是一个谜。
大概是1967年4月，江青交给我一篇文章，作者是当时就可称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杜近芳。她在约6000字的文章中，热情赞扬江青，一共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即凡出现江青名字时，都在前面加上“敬爱的”，并称江青是“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
向：你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吗？
阎：就我当时的认识，我是完全赞成的，只是觉得有的地方应当稍作修改。于是我向江青提了两点建议：第一，是不是不称你为“旗手”好些？“旗手”应该说是毛主席。江青说：“对！对！”接着吩咐我：“你去告诉关锋同志，叫他给我把这个关。”第二，这篇文章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敬爱的”是不是太多了？在关键地方用一两次就可以了，这样文章还朴实些。江青说：“这个意见也好，你一并告诉关锋同志。”当时我还为江青接受了我的建议而高兴。我这样做完全是从维护江青出发的，觉得这样对她有好处。
向：关锋当时还兼《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吗？
阎：是常务副总编辑，且分管中央宣传工作。我离开江青那里，立刻到钓鱼台十五楼关锋处，转达江青的意见，文章也交给了他。关锋说：“你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我给她把关，请她放心好了。”后来文章在1967年第9期《红旗》杂志发表时，把“敬爱的”三字只保留了两处，同时把 “……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改成了“……最坚强、最英勇的战士”。
向：文章这样一改，就低调些了。
阎：可文章发表后，杜近芳看到“旗手”改成“战士”了，很不满意，怒气冲冲地拿着《红旗》，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作家金敬迈、李英儒（当时该文艺组办公室和《红旗》杂志在一栋办公楼内）等询问：“《红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了？”文艺组接待她的人说，这事与他们没关系，告诉她可以直接到《红旗》杂志去问。接着，杜近芳到红旗杂志社责问。有关人员心平气和地给她做了解释，她还是不满意。据说，这件事还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说：“为什么不能称旗手？”，戚本禹不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戚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问江青同志吧！”
这场风波，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关锋、戚本禹也没有跟我说过，直到1990年代才听关锋说起这件事。你整理这篇稿子时，最好不要点出杜近芳的名字。
向：其实，这里说出杜近芳的名字并不是对她的伤害，而是对历史的尊重。
阎：那需要说明一句：决不是杜近芳第一个称江青为“旗手”，她不过袭用了当时流行的话语而已。
向：“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有过这句话吗？
阎：这话我是听毛的服务员赵鸿安说的。他是管理毛泽东衣物的，也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年龄也差不多。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毛泽东曾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我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几亿人中，能有几人直接为毛服务？而自己就是一个，很自豪的。
向：这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说的？
阎：当时赵鸿安没说，我也没问。后来经过询问，是毛在1960年代向江青的服务员张素兰致歉时说的。有一次江青去杭州，毛也在那里。江青为一件小事严厉责骂服务员张素兰：“组织派你来给我服务，你惹我生气，你给我滚！”张素兰很委屈，气得跑到西湖边哭。大家怕她有个三长两短，便把她找回来，劝她、安慰她。李敏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这事报告了毛。毛知道后，带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