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5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将军率领华野16个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江淮军区4个旅共40余万人马，从东起江苏赣榆西至山东单县七百余里宽的鲁南平原迅猛南下，正式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在此后的65天时间里，国共双方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宽广战场上，投入了百余万部队激烈搏杀。其中国民党军更是精锐尽出，不仅组建不久的机动兵团倾巢而出，而且全副美械装备的数个“王牌军”也尽数投入。80万嫡系部队气势汹汹，就连蒋介石的三公子蒋伟国也率战车团直接参战，大有挽回颓势、一举扭转战局之势。然而，不过2个多月时间，这一切便灰飞烟灭，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丧失殆尽，失去了与共产党解放军在大陆较量的最后资本。此后不到半年时间，蒋介石集团便溃逃台湾。
在这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决战中，国民党军队为何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事独裁等根本原因外，可谓错综复杂，恐怕不是几篇文章能够说得清楚。但笔者认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战场指挥的几次重大失误是把80万国民党军推上不归路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解读这场半个多世纪前的战役。
犹豫不决、瞻前顾后，黄百韬贻误战机
1948年11月6日集结在徐州与连云港之间新安镇的黄百韬第七兵团奉命西撤徐州。就在前一天，粟裕的华野40万大军已经滚滚南下，而黄兵团西撤乃是侧敌而动，中间只有部署在临城、枣庄到韩庄、台儿庄一线并不怎么靠得住的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2个军可以起到阻击作用，形势非常危险。按照常理，此时应该以最快的速度不惜一切代价向徐州靠拢，正所谓兵贵神速。然而，作为前线指挥官的黄百韬却犹豫不决，坐等归建的44军于前，坐视十几万部队壅塞于运河东岸秩序混乱在后，以至刚过运河就被包围，还未开战先损失一个军。这其中当然有第三绥靖区战场起义，未能起到阻滞解放军的作用；也有徐州剿总判断失误，始终没有搞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没有及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积极掩护黄兵团撤退等种种原因。但是，黄百韬临场的几次指挥失误也是其最后覆灭的重要原因。
首先，战场形势判断失误。虽然在11月5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黄百韬就认为解放军首要的攻击目标是远离徐州、形势孤立的七兵团，最后也成功说服前来督战的顾祝同下令他收缩徐州，但他仍然抱有侥幸心理，觉得时间还充足，华野动作不会很快。加上贪图5个军的编制，便在新安镇足足等了44军一整天，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其次，战役行动准备不足。西撤徐州不仅关系到黄兵团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是关乎国民党方面整个战役的总体部署。面对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黄百韬的准备工作却显得异常苍白无力。行动的关键是渡河，在明知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而徐州工兵无法接应的情况下，黄百韬却在11月6日一整天毫无作为，既没有搜集渡船，也没有事先派自己的工兵架设浮桥，更没有制定详细有效的渡河计划。结果，当8日部队通过运河时发生了混乱，延误了时间。如果能够预见到这些情况，即便没有工兵，几十米宽的运河难道能够阻挡10万正规部队吗？
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作为兵团指挥官，黄百韬竟然让所属63军在敌情不明，地形不明的情况下，贸然离开主力，开赴窑湾镇征集民船自行渡河，结果未开战便损失一个军。第三，临场指挥犹豫不决。其实，即使到了11月8日，华野部队依然没有完成对黄兵团的彻底包围。可以说在黄百韬把兵团部设在碾庄的时候，他还是有机会摆脱被合围的困境。但是，他却没有把握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以当时的形势，黄兵团已经离开有工事依托的新安镇一天以上路程，西距徐州还有20多公里。同时，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严令下，以11个纵队零两个旅的兵力，从东、北、南3个方向呈一巨大的口袋状向黄兵团扑来。此时，黄百韬只有一线生机，就是赶紧朝西急进，哪怕损失一部分兵力，至少主力能够摆脱不利局面。由于第三绥靖区起义，原本驻守徐东大许家、曹八集一线的李弥十三兵团后撤徐州，而这两个地方也正是黄兵团能否摆脱困境的关键所在。在8日晚李兵团撤走，华野部队尚未赶到的时候，粟裕的包围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缺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黄百韬却没有派得力一部抢先占领这两个重要节点，进行阻击，为主力部队撤退赢得时间。而是安营扎寨，把这两个战略要地拱手让人。战时指挥员最忌逡巡犹豫，一旦下定决心，就应该坚决贯彻。历史恰恰开了一个玩笑，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把一个错误的指挥官放到了一个错误的局中。这也许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幸，但却是全中国人民的大幸！
让我们回到1948年11月9日，此时的粟裕将军却没有给黄百韬司令官留一丝犹豫的机会，在李弥兵团撤出大许家、曹八集一线的当晚，具体说是后半夜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七、十、十三纵队便迅速南下，与陇海线南侧的第十一纵队以及江淮独立旅南北对进，迅速占领了这两个徐东的重要据点，彻底切断了黄兵团的退路。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可以说基本达成，剩下的只是如何围困，如何打援以及如何最终吃掉黄百韬的事情。至于黄兵团的最后命运，似乎已经注定！[附：粟裕将军当时命令如下：（一）电告山东兵团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排除一切困难，迅速插向徐州以东大许家、曹八集地区，截断黄百韬兵团西逃退路，分割其与徐州之敌联系；（二）命令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经土山镇向大许家前进，由南向北，配合山东兵团断敌退路；（三）命令第一、第六、第九纵队和鲁南纵队及中野十一纵队，立即从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沿陇海线南侧向西追击；（四）命令第四、第八纵队沿陇海线北侧向西追击；（五）各部应不惜一切代价，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韬！]
骄横轻敌，呆板教条，黄维自投罗网
如果说黄百韬是硬生生地被粟裕给兜住的话，那么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则是自己一个劲地钻进了中原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为他设下的口袋。
自1948年11月8日离开驻马店、确山，黄维就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昼夜兼程向徐州方向开进。曾几何时，黄维也是踌躇满志，毕竟他的十二兵团乃是“国军精锐”，辖4个军1个快速纵队，其中就有“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总共12万人马，全部美式装备。不要说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就是在整个亚洲也是数一数二的。作为兵团司令官，他相信，有这么一支生力军加入徐蚌战场，胜利的天平一定能够很快向己方倾斜。但是，当我们展开地图仔细琢磨一番，就会发现按照十二兵团的行进路线，摆在他面前的是纵横交错的河田水网地带，自西向东依次有：颖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等大小河流，南面是淮河。整个地区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黄泛区，地理条件非常不利。一年前的中原野战军逆着几乎相同的路线千里跃进大别山，虽然达成了战略目标，可是重装备却也损失殆尽。更何况当下的黄维兵团全部重车重炮，必定深陷其中，无法快速机动，如果沿途遭遇阻击，进展就更是可想而知。然而，不知是对敌情、地形的无视，还是对执行命令，尽快加入战场的渴望，黄维毅然率领十二万重装备的部队蹋入了泥泞的黄泛区。
果不其然，从11月8日出发，到11月25日攻占双堆集，整整17天，他总共前进了不到200公里。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最高首长，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了数十年的中将司令官，难道连地图都不会看，难道就不会选择更一条合适的进军路线吗？不能否认的是，黄维毕竟是有经验，有资历的指挥官。11月12日，他略施小计，率部向南，经新蔡直奔阜阳，顿时打乱了中野第一、二、六纵的颖河阻击计划，可谓机动灵活的神来之笔。可惜，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能看到黄维还有什么精彩表现。三天之后，刘伯承占领宿县，切断了津浦线，也割断了徐州集团与蚌埠集团的联系。19日，十二兵团赶到蒙城，连日阴雨，加上被中野利用河流节节阻击，已经显现疲惫之像。此时，无论从地形上还是从敌我态势上，都已经可以判断出如果再按照原计划东援，势必背水一战。黄维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按照命令，继续向宿县攻击前进，打通徐蚌线，进而北援碾庄；二是立即改变方向向西南转进，到达固镇和蚌埠一线，与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会合，然后相机北进。显然，对于当时的整个战局以及该兵团的处境来讲，后者更加合理，起码可以暂时稳住阵脚，冲出黄泛区，摆脱孤军侧敌而动的局面。当然，无论采取哪个方案，都要立即行动，一点都不能耽搁。
可是，黄维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呆在蒙城没有动，等待第85军的到来。如果说黄百韬等44军是有命令在前，贪图编制在后的话，黄维等85军完全是过高相信自己的实力，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你在那里观望不进，可解放军却在调兵谴将。到了21日，黄维在蒋的一再催逼下，选择了第一种方案，离开蒙城，向宿县挺进。这时，他根本不知道第七兵团已经覆灭，黄百韬第本人也于22日自杀身亡。24日，经过三天激战，十二兵团终于占领了浍河南岸的南坪集一线，距离宿县已经不足10公里。此时，大量情报表明解放军已经在其正面构筑了大量工事，左翼和后卫也遭到猛烈攻击。当黄维在南坪集兵团部里把这些情报连成一线时，发现一个口袋阵正向他迎头兜来，而他的背后却是一连串弯弯曲曲的河流。此时，兵团尚未四面受困，还有一线生机，他的东南方向还没有解放军的主力。如果当机立断，迅速转向东南，朝固镇前进，40多公里的路程，强行军一夜即到，依然可以与李延年兵团回会合。
可是，黄维又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他先是命令经双堆集向固镇转进，但又磨磨蹭蹭，等待蒋介石的命令，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开始行动。可到了双堆集发现部队有些混乱，于是决定在双堆集休整一天，次日再全线向东出击。在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却如此朝令夕改，呆板机械，焉有不败之理！1948年11月27日，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于大规模的混战中合围于方圆不到10公里的双堆集地区，19天后，第十二兵团被全歼。
有的资料认为黄维兵团的覆灭是由于蒋介石的胡乱指挥，战场地形不利以及后来的85军110师廖运周部的临阵起义等因素所造成，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笔者认为作为战地指挥官的黄维骄横轻敌、当断不断，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机械执行命令才是该部最后全军覆没的关键原因。
患得患失、优柔寡断，杜聿明坐困围城
应该说，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是实际上的战区最高指挥官，应该相当于一个方面军司令官的角色。但可悲的是，他当时既缺少临机决断的权力，也没有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更缺乏“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魄。在整个战役的发展过程中，他不是没有扭转局面的机会，但始终主意不定，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由内外两根绳子牵动的木偶，最后打也打不了，走也走不成，和他的三十万大军一起在一个叫做陈官庄的小村子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杜聿明唯一的一次机会出现在1948年11月11日。此时，他刚刚接任剿总副司令，受命指挥徐州战场的国民党军。3天前，右翼的黄百韬兵团被包围，国防部命令他指挥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东援黄百韬。同时，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正在向徐州急进，南线蚌埠固镇一线还有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饲机北援。杜聿明此时手握7个机动兵团近80万兵力，虽然形势不利，但如果指挥得法，完全可以一战。我们再来看看当时解放军方面的情况，华野兵力部署基本上是三分之一用于打援，三分之一围歼黄兵团，另三分之一留做预备队；中野主力全力堵截十二兵团北上，另一部准备攻取宿县，切断津浦路，监视蚌埠。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华野不能迅速消灭黄百韬兵团，又奈何不了邱、李孙两兵团，僵局稍有闪失，战役成败就可能逆转，战机稍纵即逝。
杜聿明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当时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以黄兵团坚守碾庄一周至十天，以李兵团守备徐州，以邱、孙两兵团汇合黄维兵团以绝对优势先击破中野6个纵队，然后回师向东，解黄兵团之围。二是按照命令，以孙兵团守徐州，邱、李两兵团全力东援碾庄，同时命黄维向徐州急进。稍有战略头脑的人都会明白，第一种方案是一个出奇制胜，断敌一指的有力计划，如果当时国民党军采用了这一方案，即使最后黄兵团被歼，能够咬住甚至击破中野主力，也能够扭转战局。而第二个方案则正中对手下怀，乃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笨办法。顾虑不是没有，主要是两点，一是黄兵团能坚持多久，二是中野主力能否抓住。后来的事实证明，黄百韬从被围到最后被歼整整坚持了13天，而中野主力当时正在徐州西南全力阻击黄维。可惜的是杜聿明不是粟裕，敢于在关键时刻拒理力争甚至直言抗上，他也没有东吴鲁肃那种力排众议的气概。在患得患失中他选择了自以为稳妥的第二方案，全不顾战争就是冒险，出奇才能制胜。等到对手完成战略部署，黄百韬被歼，黄维被围，这时他的徐州孤军又怎是腾出手来的解放军两大野战军的对手。
当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进行到尾声的时候，杜聿明所率的徐州集团近40万人马已经失去了扭转战局的资本，但并非没有全身而退的机会。杜聿明对当时的形势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那就是要确立所谓“要打就不走，要走就不打”的原则。趁黄维兵团牵制中野主力的机会，将徐州部队经永城撤到阜阳，以淮河为依托，从新集结力量。经蒋介石同意，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率徐州集团开始撤退。要说组织撤退，杜聿明可是一把好手。远的如抗战期间的远征军撤退野人山，近的如辽沈战役后期的葫芦岛撤退，可谓经验丰富。在行动前，他虚晃一枪，命部队继续猛烈攻击，迷惑解放军，同时主力采取“滚筒战术”，相互掩护，逐次向永城开进。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于12月3日抵达距徐州50余公里的李石林、孟集一线，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可以到达安全地带。这时，忽然接到蒋介石手令，命他率部向濉溪口攻击前进，解黄维兵团之围。生死存亡在于呼吸之间，杜聿明知道违令按原计划行动，还有生的希望，遵命行使只有死路一条。当他在孟集犹豫、滞留的时候，却给解放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终他严格执行了蒋的命令，率部由东南方向转向了西南方向，则更是钻进了刘伯承和粟裕给他设下的口袋，终于在12月6日被合围在陈官庄。至此，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最后的两个重兵集团——黄维十二兵团和杜聿明率领的二、十三两兵团被解放军结结实实地围在两个相距不到30公里的包围圈中，无奈地等待最后的时刻到来。
硝烟散尽，当我们再来回顾那场惊心动魄的厮杀，胜负似乎早已注定。但对比双方战场指挥者，我们不难看出，一方坚定果断，令行禁止，另一方却犹豫不决，畏首畏尾；一方指挥若定，上下同心，另一方战术失当，阳奉阴违，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在徐州交汇，宛如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把蒋介石的80万精锐嫡系牢牢地钉在了上面，60万完胜80万的结果则永远成为战争史上最经典的战例。战争其实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优势，胜利总是青睐拥有出色的战争谋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勇敢顽强战斗作风的一方。这些，也许能够为我们后来者提供一定的启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