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李时雨受命营救羁押在天津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冯骥。他趁办案书记员外出，把冯案的卷宗偷出、烧掉。书记员发现卷宗失踪，向作为书记长的他汇报时，李时雨先是严厉责备，之后又以袒护部下的姿态，告诉书记员：可以说自己从来没见过冯案卷宗，只在登记簿上看过案由，卷宗可能是法院被炸时毁掉了———日军攻占天津时，确曾炸过法院。
接着，李时雨借视察监所的名义，暗中向冯骥传话：法院已没有你的案卷，只在登记簿上写着“共党嫌疑”的案由。你在审讯时翻案，就说是与人打架，被仇人诬陷入狱的，根本不是什么共党。
做足铺垫之后，李时雨跟冯案的陪审推事、自己在法政大学的同学打招呼：冯骥是我朋友的亲戚，被冤枉入狱，你们催一下……之后，李时雨请冯案的全体经办者在天津的名馆子“登瀛楼”大餐，在杯筹交错、你兄我弟中把事情搞定。
冯骥出狱后不久，一个“造访”汪伪特务机关“极斯菲尔路76号”的机会掉到李时雨头上。
汪精卫要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需从全国搜罗会议代表。被派到天津“拉夫”的朱晶华跟李时雨是东北老乡，两人很投机，朱晶华告诉李时雨，他其实是重庆国防部派到“汪伪”的卧底。朱晶华拉李时雨跟他一起干，这是获取汪伪情报的绝佳机会，李时雨顺势应允。
从南京“极斯菲尔路76号”开会回来，李时雨被任命为天津市伪党部执委会委员，几个月后又作为积极分子，向汪精卫汇报在华北开展“和平运动”的困惑和心得。
李时雨向汪精卫抛出大量简短精准的问题：“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承不承认满洲国”、“日本人利用我们，将来我们能否像溥仪那样成为傀儡”、“现在日本军方对我们不支持，我们在华北搞和平运动，可能性如何”、“我们过去参加过抗日运动，日本对我们是否算账”、“日本在中国扩张会不会引起英美干涉”……并从这些问题的答案中提取出宝贵的战略情报。汪精卫也对这个头脑清楚的年轻人留下极佳印象。
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汪精卫下令，把李时雨从天津抽调到南京，担任“立法委员”。不到三个月，李时雨就以能力强、勤勉踏实、任劳任怨、忠厚可靠、懂得眉眼高低、知好歹、知进退博得上上下下的信赖，成为汪伪内部屡受褒奖的“先进人物”，当时上海的电影公司甚至以他为原型拍了一部电影。
从1941年开始，李时雨连连升迁，由立委兼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军法处”处长、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四处处长、执法队队长……官越做越多，越做越大，李时雨派妻子孙静云回北方局请示，还能不能在汪伪继续升官。
1942年的一天，孙静云从南京到天津，从天津到保定，从保定到满城县，从满城到平山县蛟潭庄，过三四道封锁线，骑七天毛驴，见到了一直电报联系、从未谋面的上级领导许建国。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3岁当矿工，在安源煤矿大罢工的烽火中入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地地道道的“土八路”。
1939年早春，刚刚上任半年的“中央保卫部部长”许建国带领13人潜入晋察冀根据地，他的使命是调查晋察冀的“反托”积案。在延安经历过反托血雨腥风的许建国很快理清了其中的头绪，却被晋察冀司令聂荣臻“扣住”任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
据许建国夫人、社会部秘书方林回忆，许建国主持工作之后，向平津等重点战略城市派遣了数百名情报人员，而这些情报人员在进步青年、爱国人士、伪军警宪特机关发展的线人数以千计。
梦之队和东北无秘密
“在抗日战争中，天津是中国几大情报中心，其战略地位仅次于上海，和香港同等重要，”从1990年代研究中共情报工作历史的郝在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天津有租界，而且连接华北和东北。”身居晋察冀乡下的许建国，手里握着两条王牌情报线，一是身在南京的李时雨，一是伪满洲国70名“官二代”、“富二代”组成的情报网。
仅看名单，就知道这张东北情报网堪称“梦之队”：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小儿子张梦实、侄子丁非；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之子于静纯；溥仪侍卫少将处长之子仵志彬；伪高射炮兵中校团长、川岛芳子胞弟宪东；伪满军法处处长之子王诚……这些伪满高干子弟跟中共晋察冀分局建立联系的曲折过程，可以写一本书，拍一部电视剧。
1934年，何松亭和张为先从中苏边境潜入东北，两个东北人的回乡之路几乎绕了地球大半圈。何松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牛津勤工俭学，东北实业家张惠霖四儿子张为先在伦敦上学的时候加入英国共产党，1934年春天，两人被共产国际选中到莫斯科参加“五一节观礼”。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两人回东北，跟当地的中共组织建立联系。
此时的东北已是伪满洲国的天下，中共组织被破坏殆尽。没有办法，何松亭回华北“找党”，张为先东渡日本———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鼓励伪满洲国的“官二代”、“富二代”到日本留学，以培养亲日实力。
回华北“找党”的何松亭和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局长南汉宸(1895年生人，从倒清、倒阎、倒北洋政府一路革命下来，后任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建立起联系。
在东京的张为先则在进步留学生中组织起“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
1937年春天，何松亭派妻子回奉天，了解东北的情况，偶遇到奉天“找党”的张为先。经何松亭介绍，张为先在北平见到南汉宸。南汉宸命张为先回东北继续潜伏，由何松亭单线领导，两人的日常联系方式是：张为先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何松亭见报后去找张，遇有紧要情报，何妻作信使。
1938年，“旅日华侨反帝大同盟”和其他爱国组织合并成“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1939年之后，“救亡会”的六十余名成员相继回国，“救亡会”以沈阳、哈尔滨、长春为中心，分支机构和会员散落牡丹江、吉林、四平街、扶余、郭尔罗斯前旗、图们、密叮、锦州以及山海关等地。
张为先转告“救亡会”骨干成员，他已经和中共建立联系，接受了中共的情报任务，骨干会员一致同意。与此同时，因为北方局的人事变动，张为先的上级从南汉宸变为晋察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
当时，晋察冀及胶东地区的中共组织已向东北派出多名情报人员。许建国给张为先的指示是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不许和地方党的任何组织发生任何横向联系。
因为严格遵守保密原则，“救亡会”在东北的情报网一直保存到解放前夕。“1940年以后，张为先他们那个情报网基本可以做到东北无秘密。”郝在今说。
抗战后期，天津在谍报战场的战略地位渐渐降低，因为中日双方的角逐已经深入到中国腹地，天津也许是大历史事件的起点和中途停靠点，却不再是华彩上演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