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产的黑社会“天津混混”在20世纪初遭袁世凯重创，大大收敛。1926年，奉系军阀褚玉璞的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到天津“跑海(开辟地盘)”，青帮成为津门一霸。厉大森在警察系统发展大批徒子徒孙，最底层的喽罗就是原先的天津混混。
天津青帮花开两枝，一枝是警察，在华界活动；一枝是知识分子，在租界活动。知识分子青帮多为编辑、记者、教师、医生，“这些人对社会很重要，又比较容易受伤害，加入青帮，老板不敢随意解雇你。你被主编解雇了，跟‘老头子’告状，‘老头子’说：你回家歇两天。结果第二天全天津的报纸都没人卖了，一个报贩也不来。”龙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会众的身份鱼龙混杂，天津青帮下可入地、上可通天。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张逊之、北洋财政总长张英华……都是青帮老大。
1920年代的天津，宛如一大片斑驳的树林，什么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保护色。龙一相信，其中一定活跃着大批职业间谍，这些间谍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情报交易市场。
龙一遍翻史料，发现伦敦道尽头有一幢三层洋楼，一楼是咖啡馆，二楼三楼是饭店和旅馆。“英法租界像样的饭店不超过十家，别的饭店都有文献提过，谁和谁约在哪家饭店见面，唯独伦敦道头上这家，从来没人提过。”龙一据此推断，这家解放之后被迅速推倒改建成天津人民体育馆的咖啡馆，应该就是各国谍报人员交易的场所，龙一给它取了一个名字“马林斯基咖啡馆”。在他的想象中，间谍们在“马林斯基咖啡馆”交易就像房虫换房一样。
日本间谍和进村抓鸡
“在天津的各国间谍里，日本人是最不遗余力的。”龙一认为：日本为侵华准备了一百年。
“当时日本政府规定每个从中国归国的学者、记者、僧侣、医生、商人，回国之后都写一份详尽的报告。不识字的可以说，有人做笔录。”龙一写小说常用的一本工具书《20世纪天津概况》，这本书原名《天津志》，1909年出版，是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派到中国的第一批间谍的作品。
《天津志》20万字，水文地理、地方人物无所不包，一本《天津志》在手，对照地图，日本间谍可以在他们从未到过的天津畅行无阻。
庚子国变之后，到中国的“业余作家”越来越多，回日本之后，这些人发表在报纸上的中国行记常有两个苦力在街边分吃一只烧鸡之类的见闻。193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贫困，此类随笔便在报纸上绝迹了。
“为什么电影里日本人一进村子就抓鸡？因为日本兵都是农村兵，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吃过鸡肉，吃过鸡蛋的都少———鸡要吃粮食，日本的粮食不够吃。”写小说之前长期研究“社会生活史”的龙一认为，仅“吃”一端便可窥测日本民族性，日租界的管理机构“日侨居留民团”规定侨民不得购买中国食物，“不能把钱花在中国，要想尽办法在中国挣钱，挣到钱置换成资源，运回日本”。
1931年由土肥原贤二任机关长的特务机关在天津正式挂牌前，以“公馆”为名目的特务机构遍布日租界。这些公馆的主人像八爪鱼一样把他们的触须伸向天津的寓公、青帮和僧侣。
1931年11月8日傍晚，海光寺日本兵营的警钟响过，两千佩枪便衣从海光寺冲出，戴白色臂章的是朝鲜人，黑色臂章的是日本人，戴红黄蓝臂章的是日本人用每天4毛的价格雇来的天津青皮混混———其中不少是青帮头目袁文会的徒子徒孙。这些乌合之众，一边打枪，一边在东马路、南马路、南市、北马路一带抢劫。
东马路大铺户云集，鞋帽店有凤祥、同升和、内联升……绸缎店有九纶、惠康、正昌……药店有乐仁堂、大仁堂、中央、长春堂……吃食有四远香的糕点、恩发德的羊肉包、中立园的锅贴……南马路两边都是五金行；北马路两厢是皮草行、绸缎庄，由北马路过金钢桥便是河北省政府和警察署。“便衣队”在天津顶富庶的街道上抢劫三天，等于是砸烂天津最热闹的水陆道场，吸引了警署的全部精力。
抢劫进行到第三天，溥仪偷偷走出静园寓所的房门，被司机藏到莲花跑车的后备箱里。以前溥仪出行走公寓前门，1931年11月10日这天要走车库门，而车库久不使用，小广告把门糊死了，要想出门得先撕小广告。终于打开车库门，司机又没有驾驶簇新莲花跑车的经验，出门就撞上了电线杆，溥仪的后脑勺当即淌血。
“我们把历史事件想得太严肃了，实际上历史花样百出，经常犯低级错误，而且越是大事越可笑。”龙一说。
狼狈不堪出静园大门，莲花跑车奔向日租界一家料理店。溥仪在料理店换上日本军服，之后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从日租界进英租界，登上日商轮船“淡路丸”号出天津港。
这便是天津历史上有名的“便衣队”事件，是日本间谍在天津干的最大一票。
“便衣队事件”的幕后主使是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熟读《三国演义》、熟谙帮派在中国社会中作用的土肥原，早在1921年就向青帮头子魏大可递小帖，加入青帮。靠青帮的“自家兄弟”，土肥原不仅把溥仪偷运到满洲，还搞定了日本“驻屯军水陆警备部队”和“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久久无法控制的华北水陆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