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和汪伪先进
“军统爱刺杀，共产党理论上不主张搞这种行动，共产国际规定了这个原则：共产党搞的是革命，是群众运动，除掉个别反动分子解决不了阶级命运。”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中国秘密战》的作者郝在今说。
延安“七里铺训练班”和同时期的“三十里铺训练班”号称中共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正像黄埔军校跟苏联有紧密关系，中共情报系统在创建初期也有格伯乌的影子。
1920年代，顾顺章、陈赓、陆留被派到苏联学习特工理论，为创建中共情报系统做准备。1930年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成员连证章都照搬苏联，银质胸标上烫着格伯乌的缩写。
“早期的格伯乌是有政治伦理的。不搞暗杀、不搞美女、不搞金钱诱惑。”郝在今认为，抗战期间，共产党特工和国民党特工最大的不同是一个重情报，一个重行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3天，中共地下党员李时雨出任天津高等法院书记长。
“现在所有的电视剧经常有一个基本的误会，认为凡是城市地下党都是隐蔽战线的，其实是两码事。隐蔽战线属于党的情报保卫系统，一般不与地方党发生横向关系。”郝在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36年，刘少奇从延安潜回天津重建北方局，北方局只剩下不到20个党员，但当时中共在北方的情报组织“华北联络局”局长王世英的手下还有500名精兵强将。李时雨便是其中一员。
在成为安静的法官前，李时雨曾是东北“大学生义勇军”的副总指挥。“大学生义勇军”被日军破坏，李时雨回到关内，继续他在北平法政大学的学业，其间曾装扮成家属护送李大钊的灵柩入葬万国公墓。大学毕业后，李时雨潜入东北军，成为西安“剿总”第四处的中尉办事员———卢沟桥事变之前，除了对付宿敌中统、军统，中共情报工作的战略重点是在西北军中做抗日宣传，跟两军高层建立关系。一批中共情报大佬都曾担此重任，李时雨是其中一员。
成为法院书记长之后，在军中摸爬滚打多年的李时雨像余则成一样谨小慎微，八面玲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