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啬之苦，这时，他一定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中所给予的如此殊荣而感到高兴，这种殊荣是他没有预想到的。当他肃穆地走在这位暴君的遗体后时，他一定会想起他曾怎样等候过来自这个人的遥远的决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国同志感到发抖；他也一定记得，斯大林是怎样像一个摩天大厦上的警察指挥下面的街道交通那样指挥着中国革命的。
（《周恩来》，二七二页）
威尔逊所论，事出有因。
在苏联面前站起来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当朝鲜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周恩来曾又一次前往莫斯科访问，请求斯大林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以弥补中国派兵朝鲜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损失。这一次的谈判，与毛泽东当年的来访一样，依然不顺利：
竭力把红军（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引者注）留在朝鲜境内，无情地消耗着中国的有限资源。1952年夏季，周恩来带着国防专家前往莫斯科，强烈要求克里姆林宫尽可能给予补偿，中国人用鲜血在朝鲜捍卫着俄国的利益。据说，赫鲁晓夫说话时以一种屈尊相就的态度将周恩来形容为“一个聪明灵活的、目前我们能交谈的人”。通过几个星期不停的争论，周恩来说服斯大林同意放弃半殖民主义的特权。这些特权在第一次谈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进一步增加苏联的经济援助。不过，周恩来不能感到满意。它的数量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与中国战士，包括毛泽东的儿子做出的牺牲相等。
（《周恩来》，二七一页）
《毛泽东传》的作者肖特，在分析斯大林去世的影响时，还同时强调毛泽东派兵入朝参战对中国地位上升而产生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改变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格局：
朝鲜战争后，在毛的著作中，美国已不再是惟一的纸老虎了。中国对待苏联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在制止北朝鲜的溃败上，中国助了苏联一臂之力。斯大林的继任人当对毛的新政权刮目相看，恐怕还得带有一丝忧惧才是。倘若一个虚弱的中国尚且能够如此英勇地行事，俄国的这个伙伴一旦壮大起来会有何许前程呢？对毛来说，莫斯科的股票已经下跌。俄国人不仅不地道地诱迫中国卷入一场它本想避免的冲突，而且他们还露出了靠不住和骨子里虚弱的老底子。
从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改变。中国拼命争取苏联的援助重建经济。在1950年的冷战中，它也没有转而求援的地方。但是，轻蔑仇视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毛泽东传》，三四九页）
一切已经变化。北京——莫斯科，不再是《时代》当年所说的“轴心”状态了。
一切，朝着有利于毛泽东和中国的方向发展：
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1954年晚些时候来到中国，参加人民共和国五周年纪念日的庆典。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物第一次访问盟国中国，新的俄国领导人不仅要弥补他们过去的疏忽，而且把话题扯到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棘手问题。他们同意从旅大撤出他们的军队，将过去双方共同经营的联合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为中国的发展贷一大笔款，扩大科技合作等。
（《周恩来》，二八四页）
随着斯大林远去，所谓“东方的铁托”之预测，似乎也不再有任何意义。不过，历史的奥妙常常在于去留之间的余韵。
艾德礼在杜鲁门面前所发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分化俄国人和中国人，他们在远东是天然的敌人”这番议论，没有过时。几年之后，中苏两党的隔阂与矛盾终于浮出水面。一九六○年之后，两党的理论分析与冲突，更趋白热化。历史行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在中苏边界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中苏两国军队突然爆发军事冲突，两党的分歧，俨然已演变为硝烟弥漫的主权之争。此时，距毛泽东握别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几近二十年；距高岗身影在政坛消失，整整十五年。
世事变迁，难以预料。身影起伏，恩怨沧桑，如何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