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他也如同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和爱国志士那样，在大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经历过一条曲折发展的历史道路。他曾主张君主立宪，后来转变到民主革命的阵营里来，最后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前后，他在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及参加反袁护法斗争中名声卓著。抗日战争时期，他高举民主、团结、抗战的旗帜，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抗战胜利后，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他坚持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治立场是鲜明、坚定的。他那种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的精神，使他愈到晚年愈焕发出生命的青春。
1949年，张澜已77岁高龄，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光辉的极顶，德高而望重。是年9月，在举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亲临张澜住处，请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展开了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日战争。张澜是年已65岁高龄，但他老当益壮，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争民族生存的火热斗争。他豪情满怀地写道：“华北鲸吞谋久蓄，亚东狮吼睡初醒。寇来便合迎头击，直捣黄龙痛饮倾。”
对于国共两党，他不抱偏见，凡有利于抗日的，都积极支持。他担任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主任等公职，为团结抗战奔走呼号。他敦促和热烈欢送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人率部出川抗日。刘湘在开赴前线途中逝世，张澜亲自写祭文哀悼，以示抗战一家的精神，鼓励四川军民为民族的利益而前赴后继。他还一再希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的邓锡侯、李家钰部要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密切合作，朱德曾为此致函张澜深表感谢。中共中央派罗世文等回四川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澜也热情的欢迎并给予支持。他真诚地冀望国共两党都能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放弃旧隙，和衷共济，共同抗战。他对抗战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此次暴日侵华，利在速战；我则利于持久战。”“中日战争如我国能坚持相当时间，我国必获胜利。”他殷切希望国民党政府“发动国际联络与团结国内各党各派，坚持抗战。”
1938年6月，他欣然接受了国民党政府延聘他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立即动身前往武汉出席参政会。在武汉，他初次会晤了周恩来，并与吴玉章、董必武等人重逢，交谈甚欢，使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久，张澜即在参政会上提出了“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主张。蒋介石曾以监察院院长的要职相许，被张澜婉言拒绝，他认为自己无党无派，才能保持正直公正的立场，为促进团结抗日作出贡献。
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迁入四川后，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年底，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叛国。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等人立即在《新蜀报》上发表声明严厉声讨卖国贼的卑劣行径。他十分担忧国共两党的合作将出现危机。果然，1939年上半年，蒋介石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制造多起国共摩擦事件。6月间，四川的老军阀杨森即按蒋介石的旨意，制造了平江惨案，枪杀和活埋坚持抗战的新四军指战员。8月8日，张澜在寓所听取了董必武对平江惨案的详细介绍及中共中央一方面要求严惩凶手，一方面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后，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十分愤慨，对中共仍以大局为重的政策十分钦佩。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张澜即支持中共参政员关于结束国民党党治和实施宪政的要求。蒋介石完全拒绝了这个要求，且变本加厉地一意孤行。10月间，蒋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企图借此加强他的独裁统治。张澜对此极为不满，发表了《建设川省，川人应有之责任》一文，号召四川人民为了抗战，必须加强团结。实际上就是反对蒋介石的横行霸道，提醒人们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要有所警惕。
1941年，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张澜与其他民主人士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解，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合作的诚意，终使调解无效。2月间，当时的六个小党派倡议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目的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张澜是以个人身分参加协商筹备的。3月间，在鲜英的住宅特园举行了成立大会，推黄炎培为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改推张澜为主席。这是因为张澜具备三个条件：他是无党派人士，是个公认的超然人物，能公正地判断是非；他坚持抗战，反对独裁的立场坚定，他与川康两省的地方实力派有深广的联系。
10月10日，张澜等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及部分参政员举行茶话会，正式宣布了同盟的成立。同日，在香港出版的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宣言”宣称，该同盟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虽然国民党使国内的抗战情势“后转如初”，但同盟从当时实际考虑，还是表示愿意尊重国民党的领导。在“纲领”中，第一条即是“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这是切中时弊的。“纲领”还提出了“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加强国内团结”，“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等政治主张。以张澜为主席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增加了一个大的政党，有利于克服当时已出现的国共合作破裂的危机。它的政纲基本上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的。正因为如此，中共在延安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别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重要社论，指出同盟的成立“是抗战时期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张澜在斗争实践中成为当时中国第三大党的领袖，他高擎民主、团结、抗日的大旗，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越来越大，面临的考验也越来越大。11月间，他在参政会上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向国民党要求结束训政，取消特务组织等。他的提案立即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等23位参政员的联署。蒋介石见后气得拍案大叫：张澜“把我看成宣统皇帝了”！张澜开始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监视，但他不畏艰险，仍为团结抗战事业日夜奔波。他在笔记上写下了“四勉一戒”的座右铭，即“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他还教育盟员：“自强必须坚其志，有毅力，不为事物所摇夺，不为艰险所沮丧，死而后已。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作为一个革命者应敢于坚持斗争，自强不息”。有一位盟员叫沈大义，听了张澜的教海，把名字改成了沈自强。不久，他担任了张澜的秘书，常见张澜忧国忧民，为推动抗战不辞劳苦，不顾安危，对他十分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