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在欢庆抗战胜利的爆竹声中，积有几十年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73岁高龄的张澜还未及洗去八年抗日的风尘，又开始为民主建国而奔走呼号。
1945年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进行重庆谈判。这一“弥天大勇”之举令张澜十分钦佩。他同其他民主人士和中外记者前往迎接，积极为促进国共和谈而努力。在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同他多次会晤并亲切交谈。毛泽东态度谦逊、平易近人。每次到特园访他时，常跟特园的勤杂人员诚挚地握手交谈，这给张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我也是乡下贫寒出身，可是在城市里久了，差不多把乡下人忘了，大家都应向他（指毛泽东）学习。”
蒋介石原以为毛泽东不敢来重庆谈判，打算于1945年11月12日直接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因而对国共会谈毫无准备。毛泽东抵渝后坚决反对召开国大，要求先召开各党各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他们纷纷发表宣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时，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名义发表致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关切函，就国共合作问题提出：“目前商谈之中心问题，不外政治与军事”，“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军事问题，积极须着眼于国防”，“消极须着眼于化除吟域，保障国家之和平建设”，并提出要减少常备军。他指责国民党兵贵多而不精，除从事内争之外，更有何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谓民主必持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须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在国共会谈期间，民盟在特园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张澜继续当选为民盟主席。《国共双方代表会议纪要》的公布，使与会者振奋异常，但也为蒋介石的反复无常而担忧。张澜曾以蒋介石的无信无义，力劝毛泽东早日离渝。毛泽东临行时对张澜说：“欢迎你来，延安川人多，会做川菜招待你。”果然不出所料，“双十协定”后，蒋介石蓄意扩大内战的阴谋，逐步暴露。张澜曾当面揭露蒋介石缺乏实践“双十协定”的诚意。他说：“譬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两点，就应该有诚意实行”，“一面说党部退出军队，一面又拉军官入党，把带兵的大员统统变为国民党党部的中央委员，这是‘党化军’变为‘军化党’。这样能算国家化吗？这能瞒人吗？这样是欠诚啊。”12月30日，他又致函国共双方，指出：“全国人心厌战苦战，欲出水火久矣。”要求国共两党于1946年元旦“双方发令所有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装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1946年1月，国民党在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同意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乞张澜作为民盟的首席代表参加会议。为了粉碎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会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与他商定，中共与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碰头，交换意见，共同协商。
在整个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张澜坚守与周恩来商定的原则立场，朝夕与中共党员共商国是，在讨论国府名额等问题上，民盟与中国共产党一直协作得很好。对此，国民党反动派大骂：“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国民党特务还强占特园四号住宅监视民盟代表的活动，特务组织“铁血锄奸团”竟公开张贴“打倒张澜”的标语。张澜在政协期间不顾攻击、诬蔑、诽谤和威胁，与中共代表始终联合一致的态度，为政协取得五项决议案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9年6月，张澜应中共中央邀请，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他以民盟主席身分作为民盟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今天愿与在座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应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在会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此前，对毛泽东主席亲临盛请，张澜操着浓重的川北口音说：“我快八十啦，老了，不行了。我又没有什么……”毛泽东没等他说完就爽朗地笑着讲：“你有德嘛，无论如何请你出来!”10月1日，在这举世瞩目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朱德、刘少奇、宋床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位副主席围绕在毛泽东的身旁。张澜穿着朴实的长衫，胸前飘拂着白须，精神矍烁。
1949年12月20日，他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民盟主席。
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张澜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亲视含殓。社会各阶层纷纷致电表示哀悼。2月13日，张澜的遗体隆重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