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重申：我们现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是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因为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说十年打不起来，包括我们这个对外政策的作用。最好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这个最有分量，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他明确指出，中国“不搞政治游戏”，“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从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在国际事务中，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为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邓小平关于“两个转变”的思想，对于后来我国制订正确的对外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他1985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总之，1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1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
他伸出1个指头：裁军一百万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出席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位81岁的老人在会上发表讲话，他伸出1个指头，发出了1个令世界震惊的声音：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一百万！这一重大决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诚意，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欢迎和普遍赞扬。
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正在举行建国35周年的庆典活动，全中国、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披上了节日盛装的天安门广场，尤其是这里即将举行的规模盛大的阅兵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官员、军事观察员和武官的极大兴趣。因为这是新中国自1959年国庆节以来的25年间，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
上午10时，阅兵式开始了。
这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一辆黑色红旗牌敞篷车经过金水桥头缓缓驶向东长安街，驶过一列列威武的方队。邓小平频频挥动右手，向严整的受阅部队致意。
10时18分，邓小平检阅完毕回到天安门城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10时33分，分列式开始了。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陆海空三军组成的仪仗队、军事院校、步兵、水兵、空降兵、女卫生兵……受阅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
徒步方队之后，反坦克导弹、炮兵、火箭布雷车、步兵战车、装甲输送车、坦克、自行火炮、地空导弹、战略导弹等摩托化、机械化方队接踵而来。值得自豪的是，这次接受检阅的武器装备全部是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而且种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一队队新式武器第一次脱去了神秘的面纱，公开展示于天下，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前强大的阵容。
看到这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盛大阅兵式，举国振奋，世界震惊，邓小平也笑了。这笑容中有欣喜，也有沉思。也许，日后那个举世震惊的战略决策此时已在他的心中酝酿成熟了。
1个多月后，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座谈会，包括海军、空军、二炮和11个大军区的最高军政首长出席了这次座谈会。
11月1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了那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微笑着望着高级将领们，“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在触及了军队高层老化的问题之后，邓小平根据近年来对国际形势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认识，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接着，他从军队干部的年轻化和体制改革，讲到了军队的进一步“消肿”，讲了这次裁军百万的重要意义。
他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据此，他提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他进而指出：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地方是欢迎的。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的专业技术人才，把其中一些人转到地方各行各业，对地方也是个支援。
邓小平的这番话，使在座的高级将领们陷入了深思。他们每1个人都清楚地记得，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邓小平曾多次谈到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思想。在1977年12月的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1980年3月12日的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他讲得更为明确：“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在国际形势允许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所以，在听了邓小平这次全面系统的讲话之后，这些高级将领们都意识到，这是一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会议。
这次会议之后，全军的精减整编方案开始紧锣密鼓地制定。
军队要“消肿”
多年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军队高层干部老化和机构庞大臃肿的现象日益突出，严重阻碍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时，就把“消肿”作为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这年的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军队的状况，提出了整顿军队的任务，即要抓编制，克服“肿”的问题，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3年内将军队总定额减少160万人，并配好各级领导班子。这次会议之后，在邓小平、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各军区、各军(兵)种按新编制进行整编，裁减部队，调整机构。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在上一年基础上减少了13.6%。但后来，由于邓小平受到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批判，军队的“消肿”工作被迫停了下来。
1977年，邓小平复职伊始，便在当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出，“肿”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臃肿的情况还很严重，这次会议按确定的编制精简，以后还要精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