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邓小平生平全纪录》
作者：苏台仁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一直为世人所瞩目。我们党对新的世界战争的预测历来十分重视，也经历了1个曲折的认识过程。一度曾对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估计过分严重，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此，在一段时期里，全国备战，全民皆兵，一切为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以致盲目搞“山、散、洞”，“一、二、三线”，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
80年代前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对世界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分析，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在1975年和1980年他曾先后多次指出，大仗5年打不起来。以后又说，大仗十年打不起来。他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并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基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判断，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方针，提出了军队建设战略重点的转移，从而适时地把全党、全军的认识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他说：80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1个和平的环境。
1984年9月27日和10月10日，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现任总理科尔相继访华，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们。在会见中，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提到了科尔1974年访华和施密特1975年访华时双方在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上的分歧。
科尔和施密特70年代访华时，邓小平作为副总理曾经会见过他们。在会谈中，当时中国曾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但德国客人则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在会见施密特时曾说，他知道苏联要干什么，将要发动一场战争。而施密特则认为大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当时陪同会见的邓小平一言未发。
10年后，邓小平在会见这两位德国客人时旧话重提，但我们的观点却发生了变化。邓小平说：那时你们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他强调：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得更为明确，他说：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1个苏联，1个美国，而这个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邓小平基于对当代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清醒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引导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从而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
第二个转变：从“一条线”的战略到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和其它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和称赞。
从50年代后半期起，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及时提出了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的战略思想，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霸权主义。
“一条线”战略在当时对缓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长期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状态，遏制苏联的扩张霸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9月会见来访的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
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
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之间的争夺转入均衡、僵持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不仅已无必要，而且对中国不利。因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已经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如果同美苏任何一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现实表明，“一条线”战略已不能适应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建立正常的对外关系的需要。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实际出发，邓小平及时地指导我们党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代之以更为实际、更为灵活、更具原则性的战略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针，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突出独立自主。
1983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说：“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从60年代我们就一直赞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在70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对美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几年它搞的几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认为，有资格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没有别人。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我国对外政策的这一重要转变，他说：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这是1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1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
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酝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于党的十二大。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