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委班子的宣传部长，我是冀中地委班子的专员，互不认识。我们这一批南下干部在石家庄，听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之后，3月16日就出发南下，原定是分配去湖南的，到了河南省时，因为湖南尚未解放，便集中到巩县县城待命。此时中原局机关正住在开封，为了充实机关干部，决定从各地南下干部队伍中抽出一部分人到机关工作，因此，我被抽到中原局（后改为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直到5月初武汉解放了，我们随即赶到武汉。到8月，湖南和平解放，他们都去了长沙，这批人后来大部分分派到湘潭地区各县。1950年初，我下乡去湖南湘中地区调查了解情况，曾去湘阴县，华国锋当时任县委书记，以后我到广东工作，有时到中南局开会也见过面。
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我（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和杨德元（佛山地委副书记）陪同参观珠江三角洲的电动排灌工程和花县的水利灌溉工程，同时看了6个人民公社农业发展情况，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他们回到长沙后，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批转了这个报告，表扬了湖南省委虚心学习、反对骄傲自满和固步自封的精神。后来两省来往就更多了，人也更熟悉和了解了。不久在华国锋、李瑞山的主持下，湖南省修建了洞庭湖大型排涝和韶山灌溉工程，对湘潭等地区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赞扬。
1972年，我由下放煤矿调回广东省委工作之后，多次去北京参加计划会议、知青工作会议、农业学大寨会议，参与修改人民公社60条等。1977年秋，我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接触比较多。
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时，华国锋当时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类似副总理职权），主持这次会议，我是作为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而且，由此事引起了党中央注意，发现有的人思想上受到了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影响，发展下去很难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中央作出决定：除少数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外，全部支左干部都撤回部队去，过后证明这是十分重要的正确措施。
第二件是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肯定了他在海南岛长期坚持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大功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第三件就是1976年7月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依靠谷牧副总理和国家计委的几位副主任，以及到会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与“四人帮”进行了激烈斗争，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是中南大组召集人之一。本来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经济严重下降的问题，但“四人帮”提出要批条条专政，进行干扰破坏，原定开半个月，分两段各七天，结果进行了20天也毫无结果。上海帮的王洪文、黄涛，辽宁的毛远新更直接指挥沪辽两省市代表提出追查国务院的务虚会，把矛头指向李先念、余秋里等副总理包括华国锋总理，妄图把他们打成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集团。这时又发生了唐山地震。华国锋果断与谷牧和国家计委商量之后，简单讲了讲话，便立即结束会议，全力投入救灾工作。
１９８２年５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如：我曾向他提出过他不应搬到官园去住；不应该听陈永贵的意见，搞大队、公社的穷过渡。但并未深谈。近几年他到广东来了一次，我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谈的比较多。经过了１０多年的形势发展，我对党内的斗争情形有了一些了解。１９９９年３月９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１９７６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１月８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７月７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７６年２月７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