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是这些美丽的少男少女卷入了暴力，这种青春热力被引向破坏，而且是暴力的破坏。这就要谈到“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鲜明特点：即暴力的倾向。文革之初经常看到的一条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先是批斗会、私刑审问和拷打的暴力，多有人被斗死或者自杀；后是大规模派性武斗的暴力。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大群红卫兵围住了一个据说藏匿了保守派的单位大门，突然一个人从里面被推出来，立刻不由分说地遭到暴打。有人拼命地挤进去，然后高兴地大叫“我打着他了！”直到人群又突然散开，原来是弄清了被打者其实是“自己人”，但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对盲目嗜血的暴力感到恐惧。年轻人似乎要通过对他人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成年、勇敢和坚定。平时温和的人们也变得凶狠起来。武斗开始还主要是动手，后来就动枪了，起初遇难者还被抬棺游行，争论谁先开的第一枪，后来就无所谓了。红卫兵们喜欢提着手枪，一边一个站在汽车驾驶室的两侧踏板上飞驰而过。中学生似乎比大学生更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他人的生命，他们不怕流自己的血，也不惜流对方的血。有一次，不知是哪一拨红卫兵抓住了一个据说是“老保头子”的人，就在饭店前枪毙了，也无人收尸，红卫兵们就在这饭店用餐，进进出出，视若无睹。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工宣队员进驻清华园去结束那里的两派武斗，因为他没有打招呼，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进行了武装抵抗，毛不禁脱口说出“造反派，真的反了？”而蒯大富其实并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毛组织的，他还悲愤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并在次日凌晨的座谈会上见到毛时大哭。当毛说“我就是黑手”之后，所有抵抗自然顷刻土崩瓦解。从清华附中发端的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于清华大学。不久，北京的这些红卫兵及其领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层，而头头们在文革还没结束之前，在1970年就纷纷被隔离审查或者入狱。至于红卫兵群众，在1968年就开始被裹挟到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下乡的也到了工厂或部队的基层，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有1700万人下乡。
“受命造反”中的领袖与群众
当我说红卫兵的造反还是一种“受命”或“受控的造反”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说发令者能够完全控制这一过程，更不是说发令者能够以此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说，红卫兵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场大规模运动，的确是发动文革的毛主席动员或授命的结果，而且，不仅在红卫兵这一从属性运动中，就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也始终是他在起中心或主要的作用。
文革中的“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革中，领袖和群众这两者实际是分不开的，王绍光在其《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更全的版本易名为《超凡领袖的挫败》）一书中，对武汉造反派群众参与文革的动机和行为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但他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的主次之分。他反对“领袖中心论”，认为“毛中心论”需要几个假设：一是发动者有明确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总体计划；二是有一种神奇的权力能保证其宏伟计划能够像他希望的那样实现；三是大多数人可以很好地理解领袖的意图和计划，并愿全心全意来执行计划，即只有从上到下的单向沟通。但他的这几个假设似乎过于刚性了。如果要这样才算“中心”的话，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成为“中心”。王绍光在其翔实著作中对许多事实的描述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比如他指出造反派中的许多人其实是相当理性的，各有自己的打算，决定参加哪个组织多能找出合理的解释（但也有随机和偶然的参加），但是，他可能低估了在群众行动的“广场效应”中，造反派也有非理性或者说疯狂的一面。而且，在造反派中最年轻的一支、即作为急先锋的一支那里，表现出更多的疯狂，而中学红卫兵又比大学红卫兵更加充满非理性的激情、非功利以致甘愿牺牲的精神。红卫兵后来分裂为誓不两立的两派组织武斗不止，也不仅有理性的算计，更有信念、激情和宿怨等各种情感的介入。双方都绝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反毛主席，也都不认为自己保守，而认为对方才是这样。他们深受斗争哲学的影响，甚至也深受领袖的鼓舞，因为毛主席也就是这样斗出来的，而文革也正是这样一场既是社会阶级的、又是党内路线的殊死斗争。他们要通过斗争“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但是，他们后来终于明白，他们的“敌人”其实是和他们差不多一样的人，都是一副棋盘上的棋子，而问题还在于，摆出这副棋盘的人，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挪动这些棋子，收拾不了这一残局。但他毕竟还是有相对于群众的决断权力，可以撤掉这些棋子。他解决不了红卫兵的派性斗争问题，但可以把两派都送下乡去。而在此之前，红卫兵毕竟也部分地实现了他的一些目的，比如清华蒯大富率领的红卫兵在“打刘（刘少奇）”中的突出作用，南开红卫兵的所谓“揪出叛徒集团”，都为他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立了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