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化纵横》2011年2月刊，作者：何怀宏（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原题：《受命造反的青春暴力》
但凡存在过的，都会留下痕迹，区别只是何种痕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距今天已经44年了，但它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并没有消逝。我也一直关心这代人的历史命运，并尝试勾勒“红卫兵”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特点，或者还可看看他们是否已离我们真正远去。对其中一些事情的叙述和看法，自然是到文革结束、且有了相当的距离之后，接触了许多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才了解和明白的，同时也糅入了自己的一些直接观感--当然，主要是从一个普通的外省红卫兵的角度观察。
“红卫兵一代”大致可定为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进入中学，到这一年尚未毕业离校的大学生，也就是说，大致是从1944年生人到1954年生人。一般认为，红卫兵真正占据时代舞台，起到某种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咤风云的，主要是在文革的头两年，后面其实就只是一些余波了。
我可以算是“红卫兵一代”的尾巴。文革开始的1966年，12岁的我刚从江西南昌县城的小学毕业分配到莲塘中学，正是开始懂事的年龄，但还不是直接行动的年龄，是一个运动边缘的旁观者。1970~1971年间，我还读了南昌当时唯一在办的高中，以后或可为“红卫兵一代”补充一点后来“斗批改”中“教育革命”的体会，再后来是做搬运工人、当兵，就这样一路过来，体验了文革的全过程。
这一代人基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年龄最大的也是在1949以后才进小学，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可以说都是“红旗下的蛋”（借用崔健一首歌的歌名，此段以下直接引文也是其中歌词）。他们的父辈“是个旗杆子”，把红旗扯上去了，他们自己则是“红旗下的蛋”。然后是“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的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他们以为是自己在作主，其实并没有。当时他们最喜欢大声朗诵的一句话是青年毛泽东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总是昂扬的“我们！我们！”但不久，他们就从“天之骄子”、从最高领袖的“宠儿”变成了“弃儿”，以后到了社会底层，更明白了“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然而，“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生命力总是要洋溢和表现的，尤其青春的生命。到了今天，“钱在空中飘扬”、“我们不再是棋子，走着别人划的印，自己想试着站站，走起来四处看看”。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成为今天社会的中坚，甚至从年龄上来说也是：现在和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将大致由他们来掌管。
而当年，“红卫兵一代”为什么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动员之后为什么有那样的行为？其实脱离不了上面所说的他们所生活社会环境的基本特点。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们从小一直在阶级斗争的气氛中成长，在崇尚（或者至少绝不畏惧）使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红”是最受崇尚的颜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鲜血的颜色，“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后来在一首红卫兵写的理想主义长诗中，主人公渴望并坚信将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红卫兵们征战欧美，最后将红旗插上白宫。
红卫兵一代的鲜明特点
而从红卫兵自身来说，或许可以看到四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自然是造反，1966年5月29日，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其中写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么，谁可以造反？一开始，造反的主体是有限制的，必须出身红五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红卫兵”甚至更加严格，其核心是革干子弟，但毛泽东为了通过红卫兵广泛发动群众，支持了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所以，一度比较普通、受压的人，甚至包括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造反了（虽然这些人多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整肃）。至于造谁的反？当然首先和直接是造自己身边人的反，造老师、校长的反，造派驻工作组的反，造一切可能造就压抑的管理者的反。然后也杀向社会，破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决裂，也和革命政党建国前期的“传统”（十七年）决裂。谭厚兰率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砸了过去被认为是“万世师表”的孔子的庙宇和墓地，可以说是一个象征，而网罗了除少数几人之外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的“百丑图”也是一个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