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查清了贺龙的“问题”
华国锋知道，1973年底，特别是1974年1月批林批孔后，周总理处境困难。“四人帮”是不同意为贺龙平反的。另外专案组整了一大堆材料，要平反就要复查。死人无口，无法辩护。专案组给贺龙加了无数顶帽子，编造了无数的罪名，要一一澄清、排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胆大心细，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否则,贺龙不但不能平反，还会给“四人帮”造成整周总理、整国务院的口实。周恩来和华国锋谈话后，很快派总理办公室的小纪送来了一包材料。
贺龙是晋绥解放区的创始人、领导者，华国锋一向尊重贺龙。他看完了材料。晏道刚的侄子晏章炎1967年2月14日给中央写信诬陷贺龙。晏道刚的弟弟晏勋甫即晏章炎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南昌行营二厅中将，解放后在武汉市政协，“文革”前已去世，晏章炎是武汉20中学教员。贺龙女儿贺晓明告诉笔者，专案组吸收晏章炎为成员。
最关键的一件材料是文革初期民主人士李仲公送了两封信给中央。国务院参事李仲公，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四一二”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他因策动反对武汉政府反共被贺龙逮捕，送交武汉政府。后武汉政府开始清共，他被保出。因此对贺龙怀恨在心，1968年3月28日伪造了两封信陷害贺龙，说这是贺龙1927年于武汉写给他的，并请他转给蒋介石。信中的内容是贺龙表示想投靠蒋介石。这是不可能的事！贺龙1927年7月和周恩来等同志酝酿南昌起义，8月1日南昌起义后参加了共产党。他如果真想投靠蒋介石，就不会带兵从武汉赶到南昌，领导起义。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要派人找李仲公复查，这时李已是80多岁了。周恩来特别嘱咐华国锋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把他吓死了。他俩一起研究信纸是否是几十年前的。研究笔迹，周恩来说笔迹不是贺龙的。研究签名，周恩来说：1927年时贺龙不用这个名字。认为这封信很难站住脚。在为贺龙平反过程中，周总理自始至终都很关心，开政治局会议时，见到华国锋询问进展的情况，告诉华国锋注意哪些事。政治局会议差不多是天天晚上开，或者隔一二天就开一次。
李仲公也承认笔迹不是贺龙的，但是他说贺龙可以找别人写嘛。他不改口。后来找到李的弟弟，把他接到北京来。李的弟弟说，解放初期，李仲公在西南地区想得到地位高的职务，因贺龙反对没有当成，因而怀恨在心。“文革”爆发后，李仲公知道贺龙受到冲击，曾对弟弟说：现在我把信交出去，可以立功。李仲公的弟弟把情况说清楚了，这封信不能成为贺龙同志的罪证。同时，华国锋将公安部施义之、杨贵找到中南海，他拿出李仲公写的两封信，让公安部做技术鉴定，辨别真伪，拿出结论。这两封信是贺龙1927年向蒋介石的乞降信。大家商量后，决定先查信纸和墨汁的年代。三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信纸是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与20年代造纸用的纸浆完全不同。墨汁有化学成分，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华国锋很快将结果报给周总理。周总理十分高兴。
关于蒋介石派说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到湘鄂西的事，林彪早都知道。当时贺龙就把熊杀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为此报告中央，报告是由夏曦、贺龙、关向应联合署名。报告就存在中央档案馆。可是林彪要整贺龙蓄意已久，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1968年9月，有意扣压了这份材料，未上报中央和主席。
贺龙早年在湘西当镇守使，和熊认识，1933年12月熊派梁素佛（又名梁天闻）送信给贺龙，要到苏区，要求接见，贺龙发觉了来人的阴谋，很气愤，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贺龙开了会，分局“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大家都说可以让他来湘鄂西。熊到了苏区，企图收编红军，贺龙报告湘鄂西分局，经分局决定处决了熊，可以说有正式手续。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分局将此事报告中央，报告中写道：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况之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专案组将此材料有意压下来，不报中央，专案组不敢自做主张，他们是秉承林彪的意志办事。这个案子是林彪一手控制，一手制造出来的。另外，党内、军内也有人跟风，乱揭发，毛泽东讲话后，周恩来催促他们重新写材料。
这两件事都查清是诬陷，周总理让华国锋和纪登奎起草平反的报告和中央的通知。纪登奎是“九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大”的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分工管组织、专案。中央的通知经叶帅、邓小平副总理、聂帅修改。
毛泽东关心、过问此事，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催问：贺龙要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9月13日华国锋和纪登奎交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总理十分高兴，迅速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上报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