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武昌的一个军营里响了一枪。随着枪声倒下的不仅是大清王朝，而且还有存在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之久的帝国制度。
起义是在仓促间举行的。我们现在甚至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然而这一枪的影响和意义却极其深远。用佚名《辎重十一营革命史略》的话说，即“是声一响而专制倒矣”。10月12日，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手中。十天以后，即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陕西、江西等省继而响应。到12月初，全国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达十四个之多，约占当时二十二行省(不算被日本侵占的台湾省)的三分之二。12月29日，宣布独立的奉天、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孙文为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一个半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颁发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大清王朝和帝国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逊位，前后只有半年工夫，正所谓摧枯拉朽。
有兴趣的史料学家尽可以继续去考证和争论武昌首义第一枪是谁开的，是熊秉坤，还是罗金玉、金兆龙、蔡济民？是在工程营，还是在辎重营？但我以为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一枪迟早是要打响的。不在武昌打响，就会在别的地方打响；熊秉坤或罗金玉不开枪，也会有别人开枪。用句俗套的话说，他们不过是“替天行道”。或者说，在做历史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在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因此，弄不清谁开了第一枪反倒更好，因为这种不能确知和无法确证，恰恰证明大清王朝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只用一个手指头轻轻一推，就全线崩溃，轰然倒塌，而且一朝倾覆，便再难回春。
帝国，怎么就如此不堪一击？
于是我想起了大秦王朝，想起了帝国制度的这个缔造者。的确，两个王朝的覆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起始于偶发事件，都是首先由下级军官和士兵发难。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结果“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影)从”，最后各种政治力量一哄而起将那王朝颠覆。也就是说，贾谊《过秦论》的描述，是可以借用于大清之亡的，只不过不是“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而是“党人与军阀遂并起而亡大清矣”。秦是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王朝，清则是最后一个。两个王朝的灭亡都是一触即溃，都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毁)”，此天意耶？民意耶？
表面上看，既是天意，又是民意。
秦王朝无疑是被自己灭掉的，因为它实在太暴戾。只要重读一下《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就不难体会到什么叫官逼民反，什么叫走投无路，什么叫铤而走险。那真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用陈胜的话说，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云云，倒在其次。一个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条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义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离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远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宫赋》说，秦和六国一样，都是自掘坟墓，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爱护人民。结论很简单──“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那么，我们能照着说一句“灭清者，大清也，非武昌首义也”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
有证据证明，大清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差的王朝。最差的恐怕是晋，清就至少过得去。实际上有清一代，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乱政(如汉)，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钮(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清代也有祸乱，但多为边衅，且未动摇国本。民族关系和民生状态也还对付，至少不像元代那样种族歧视，民族仇杀，或像汉代那样连年饥荒，人相竞食。清，当然也有弊端，也有问题，也有不得人心之处，却未必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那样罪该万死。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六章还要细说。
然而，当武昌首义，湘省独立，举国上下风云激荡，满清皇室一筹莫展时，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拉朝廷一把。不但最有可能“光复武昌，中兴王朝”的袁世凯“挟寇自重”，乘机要价，其他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见死不救，作壁上观，谁也不管北京城里那孤儿寡母的死活。武昌首义后不到两个月，就有十四个省份宣布独立。可见这些省的军民官绅，已将大清王朝视若沉船，只有人弃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却无一人救难。于是星星之火，至于燎原，一夫之难，竟成灭顶之灾。
有一个细节也许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一次谈话。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是否知道。熊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问起事者是否“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军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