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参加了北京的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的会议，会议地点在京西宾馆，当时出席者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我在会上读了我的这篇论文，刚刚读完，有一个大学领导、八路军老干部就拍案而起，痛斥我说，只有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国民党从来不抗战。
当时我很尴尬，面对这样一个白发苍苍激愤的老人，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但我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呆了几个月，整整看了国民党70个师的档案，我知道自己写的都是有根据的。休息时，当时的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教授走来，拍了拍我的肩说，你说的是对的。
最早给“黑社会”下定义，被批给社会主义抹黑
青周：国民党抗日的说法并不新鲜呀？
苏：你今天听来不新鲜，但在那个时候，社会氛围还没有转过来。就像现在都知道黑社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刚刚出现黑社会萌芽的时候，在制度的层面，几乎很少注意到它或者说是回避它，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那会儿，黑社会只是个很大的娱乐话题，香港的警匪片啊，包括好莱坞后来的电影《教父》，但娱乐只能是娱乐。其实在历史上，尤其近代中国、特别是上海的黑社会相当猖獗，它的反社会性，在世界黑社会历史上都是非常典型的。我之所以选择黑社会做研究，就是感觉到我们国家处于转型时期，有组织犯罪会不断壮大，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应该及早警觉。那么历史上黑社会怎么形成和壮大？政府治理过程中有没有教训可以借鉴？所以就花了不少时间研究它。我提出警告，假如不积极应对这个问题，不远的将来，中国的黑社会将死灰复燃。果不其然，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有组织的犯罪非常厉害了。
青周：您把研究的黑社会问题写入了高中历史教材里。这是之前的高中课本里没有的？
苏：我在教材里写了黑社会，这可能也是第一次。本来这就是个社会问题，现在的年轻人也有不少因为好奇、讲义气，而误入歧途；同时，黑社会组织也会有意勾引青少年加入他们的组织，所以青少年要知晓并保持警惕。
1991年，我写了一本书叫《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与陈丽菲合作的），为了写这本书，我们找遍了所有的中文词典，都没有“黑社会”这个词，我很惊讶。家喻户晓的“黑社会”，竟然从《辞海》到《辞源》，都不见踪影。
于是，我们在《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这本书里首次对黑社会下了定义。几年以后，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有组织犯罪的时候，参考了我们的定义。记得当时出版社审查的时候，将我们对当代社会有组织犯罪的思考文字删得不成样子，他们认为，说中国已有黑社会萌芽，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我们提出不再出版的抗议，才保留了大部分“结束语”。
曾给禁毒部门“纠错”，没得到回应
青周：您的“离经叛道”也不是那一次两次？您好像还是毒品史专家？
苏：毒品问题也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的。当时中国开始重新出现毒品问题，新闻报道云南瑞丽开始出现一些毒贩。大家都知道鸦片跟近代史上耻辱联系在一起。我就想，为什么中国跟毒品有不解之缘？然后我去看解放后有谁研究了毒品史，结果发现几乎是个空白。这么重要的现实问题，竟然鲜有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