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新中国一直在努力扭转这种局势，比如通过谈判的和平手段尽可能收回外国特权、争议的领土；大力加强内地与西藏交通建设，尽量弥补在后勤上的致命弱点；宣传民主改革、大施福利恩泽，与旧噶厦政府争夺藏民人心，为全面、深入地巩固在西藏的地位打基础、作准备；同时占据实控线以北要点，阻止进一步入侵。最后更是进行平叛和民主改革，建立了真正服从中央、认同国家的自治区政权。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西藏全面建立了忠诚与服从中央的地方政权，实现了国家对西藏基层的最直接有效治理。
一声长叹，1987年中国差点收回藏南
1987年夏，我百余名官兵手持多种现代化轻武器一线排开，怒视蚕食我领土的400多名印军……一小时后，暴雨后挟着冰雹砸下来，打得钢盔和枪管直响，我军官兵岿然不动。6个小时。大地静得令人心颤。最后，对手竟在这无言的逼视中潮水般地溃退下去……很少有人知道，这次桑多洛河事件差点酿成了第二次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
1962年的失利深深地挫伤了印度这个大国的自尊心，印度知道要想抚平创伤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中国复仇。尽管20世纪80年代印度各党派都同意继续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确保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但是，拉·甘地个人对中印关系正常化并不感兴趣，拒绝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边界问题的一揽子交易，并且在陆军势力的鼓动下重拾尼赫鲁的“前进政策”。经过多年来苏联的支援而实力大增的印度认为，报复1962年失败的时机已到。那是1987年5月的一天，由山南军分区某团副团长带队的一支机动巡逻队在藏南一带巡逻，这个分队由一个步兵连加强一个侦察班（骑兵）、82迫击炮排（3门火炮）、一个82无座力炮排（4门炮）、一个重机枪排（3挺重机枪）组成。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按照战斗姿态组成的，可随时应付突发情况而组成的战斗巡逻分队，所有人员与装备分乘10余台车辆执行任务。除了副团长外，指挥组还包括一名作战参谋、一名侦察排长、一名通信参谋和步兵营副营长。
当巡逻队到达桑多洛河谷地段时，已经天黑，副团长命令部队就地宿营，准备到第二天早上再前往河谷南端的中印边境山口进行巡查。部队吃过晚饭就扎营休息了，但晚间9点多，负责夜间宿营警卫的卫兵发现，河谷南端边界山口上有火光和说话声，便立刻报告了副团长。两个小时后，从边界山口回来的侦察参谋报告，可能有一个连的印军，已经占领了河谷过去双方虽未经划定、但彼此默认的我方一处制高点，并已经构筑了战斗工事。
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除通信与后勤人员外，巡逻队全体战斗员按战斗编组和攻击部署，进入攻击出发阵地。从当时侦察情况看，印军位于河谷我方重要制高点的兵力约有一个加强排，但在其后方500米处，还有一个排的兵力，副团长判断印军兵力约为一个连，并配备有60迫击炮和重机枪等武器，在纵深可能有更多的兵力和大口径炮兵支援。从印军部署看，是准备在原由我方控制的这个制高点上长期驻扎。
8点多左右，副团长副营长带侦察参谋和3名侦察兵、一名报话员和一名翻译，前往印军占领的我方高地据理进行交涉，印军始终态度蛮横，在发现中国军队好像人数不多时，印军士兵开始以武器对准中方交涉人员进行威胁，同时，据守在高地上的印军也开始进行战斗活动。看到交涉无果，副团长命令副营长和侦察参谋撤回。但在我方人员回撤过程中，印军突然向我交涉人员射击（据印方后来解释时因为士兵紧张而走火所致），当场打伤我副参谋长，该参谋长后来因失血过多而牺牲。
鉴于印军打伤我交涉指挥员，我副团长当即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此时，我攻击分队已经完全占领攻击出发位置，并采取了迂回包围战术，迂回到印军后方发起了攻击。在我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等火力的支援下，我攻击分队仅用半小时，即攻占了由印军非法侵占的我方高地，共击毙印军13人，其中军官1人（准尉副排长），俘敌8人，其余向南溃逃，我军未予追击。战斗中，我方亡4人，伤11人。
下午两点左右，不甘心失败的印军在大口径火炮支援下，出动了加强连开始对我防御部队展开了攻击，但在我军火力的打击下，印军很快就退回。入夜后，印军不断地以迫击炮和纵深火炮地我阵地进行连续的火力攻击，副团长判断印军可能在第二天天亮继续进行攻击，命令部队加修工事，做出抗击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同时，副团长将已发生的情况迅速向团部和山南军分区做了报告，表示将坚守到最后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