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看世界》2009年第12期
长期以来，中央政权对西藏疏于管理。清朝初创时对西藏本身兴趣不大，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喇嘛教控制蒙古高原各部落，所以清皇室才装出是藏传佛教（即俗称的喇嘛教）信徒，与藏传佛教的高层不断交往，许以厚利，引诱他们倒向清方。随着清与准噶尔在整个中国西部的长期战争的进行，清廷逐步认识到，西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地缘战略上对中国整个西部的安全与稳定都相当重要，于是日渐倾向于将西藏直接收入版图。
西藏的归附最关键的转折出现在1793年，当时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清廷应西藏的求救，派军入藏救援，击败尼泊尔后，订立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长期驻军，并规定驻藏大臣为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人物。可以说，以此为标志，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
20世纪50年代，长期内战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告基本结束，新中国很快把目光投向了西藏。几乎与此同时，同样独立不久的印度，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他务，还无暇西顾之机，于1951年2月派兵越过西山江、达旺河，占领了达旺；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又在直升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军反而进一步加紧侵吞，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因为这段时间上有所重合，现在有些人指责当时入藏的解放军没能尽到保护国土的责任，即进藏后没有马上派兵去“麦线”以南驻守，并驱逐已有的印军。其实，这种推测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根本就不知道藏南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克马洪线也只有极少数人听说过，因为这条“麦线”一度长期被英国人保密，而新中国政府既没能继承原来的国家外交资源（都拿到台湾去了），自己培养积累的外交人才和资料也相当匮乏。一直到1953年底，中国政府开始与印度进行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时，噶厦才向中央代表提供了藏方所藏的“麦克马洪线”原图。那是一份大小不到1平方米的地形图，但既无等高线，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只有一条西起不丹与我国西藏交界处、东至中缅尖高山交界处的红线。
朝鲜战争签约停战后，中国开始能腾出手与印度谈判解决关于西藏历史遗留的问题。不过一开始的中印谈判并不是谈边界，而是印度在西藏的特权问题。也许现在很多人也已经不知道了。印度直到50年代初，一直在西藏拥有大量特权，甚至有驻军，这是继承自英国两次侵藏战争的“成果”。印度驻军主要地点在江孜（也就是电影《红河谷》历史背景的所在地）和亚东，其中特别是与印度最接近的亚东实际上是处于印度的占领之下。中印谈判自1953年12月31日始，到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最高通商和交通协定》，这份协定取消了印度在藏的特权。这个条约签署之后，中印关系的友好程度也一度达到了高峰。
1954年起，驻藏解放军开始逐渐向边境地区分兵驻守，随着解放军进入中印边境地区，中印在边界上的矛盾与冲突于是就不可避免地频繁和尖锐了起来。
1954年，印度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管辖中国藏南地区，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首次把“麦克马洪线”从1936年以来注明的“未标地界”改为“已定界”；1972年，印度将该特区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又过了14年，印度议会立法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
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正式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的要求。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印方要价极高，且毫无妥协之意；而到了1962年8月至10月，更多次拒绝与中国继续举行谈判。此后，印度的贪婪直接导致了1962年的那场中印战争。
任何公正客观看待问题的人，都不会认同将某种历史事件完全从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割裂进行看待的做法。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各方在各个时期采取的态度与策略是不可能绕开当时所面临的时局背景的。如当解放军入藏时，“麦线”以南地区主要据点都已经落入印度之手，而中国能从内地调入西藏的力量严重受限，同时西藏内部却又有重重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与印度开战根本不可能收回藏南，反而有可能丢掉更多控制区，助长印度气焰；甚至导致印度全面出兵，努力扶植一个“独立西藏”（这是当时美英都非常乐意乐见、甚至已经私下向印度积极鼓励的）。很显然，任何对国家负责的领导人或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在那种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冒险决战，而只能是选择暂时维持、稳定边界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