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上的角力
列强对南海诸岛的侵犯从清末起就从未间断。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后，开始窥伺南洋，并南下寻找地缘战略“利益线”，西沙、南沙群岛首当其冲。1917年，日商平田末治、池田金造、小松重利等人先后组织调查队勘测西沙、南沙群岛。次年，日本拉萨磷矿株式会社派人到南沙群岛进行勘测。1920年，该会社再次派人勘测南沙群岛，并将之改名为“新南群岛”，开采磷矿资源，至1929年，共开采磷矿二万六千余吨。
日本的行为引起法国的注意，两个国家开始为确立在南海的优势地缘地位展开竞争。1931年12月，法国称西沙群岛为法属安南（越南）领域，次年3月，又派兵进占西沙群岛；1933年，法国又强占南沙九岛，并将之划入越南巴地省管辖。
“二战”爆发后，日本开始主导南海的控制权。1939年，在占领中国的海南岛之后，日军随即南下，占领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将之划归日本占领下的台湾高雄市管辖。
列强在南海争斗不已，而国民政府除了抗议之外，无力给列强以有力回击，致使南海问题日益趋于复杂化。
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格局重新划分，中国也迎来了解决南海难题的一个良好契机。国民政府对收复南海诸岛一事特别重视，特地派遣代表随同“前进”舰队前往视察和勘探。据《中华文史资料文库》记载，内政部方域司具体负责国界线的确定，并聘用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郑资约为内政部专门委员，负责参与南海岛屿国界的划定和整理南海水域的岛礁、石群及沙滩名称的工作。参与收复行动的其他方面的代表还有：空军总部代表蒋孝棠、仲景元，联勤总部代表戴蕃填，广州行辕代表李思逊，海军海道测量局代表刘天民等。
依照海军总部事先拟定的进驻目标和人员装备计划，进驻西沙和南沙后，要在主岛上都做如下设置：驻守海军陆战队一个独立排，直属海军总司令部指挥，每岛在编人员59名，装备海军电台1座，电台配250瓦功率的发报机组及相应的设备。同时，考虑到南海诸岛远离大陆，补给不便，驻守人员在生活上会有各种困难，“所以一应生活用品，从鱼钩、鱼网、针线、猎刀、火种，以至主副食品、种子、禽畜、营房器材、发电机组、机械、材料、配件、工具等，无不妥为准备。还定每半年补充供给品一次。为了稳定军心，还规定驻岛人员每年轮换一次，驻岛期间支领三倍薪金，以示优待。”（张君然，《抗战胜利后我国海军进驻南海诸岛纪实》）
1946年11月29日晚，“太平”“中业”“永兴”“中建”等舰分别出港，在长江口完成集结，随即编队南下。
■ “卫我南疆”
在舰队出发前，“太平”号的少校副舰长何炳材四处搜集航海资料，在当时可以找到的航海指南中，有关于西沙群岛的航路，但关于南沙群岛的航路却是空白，只说那是“危险地带”，这不免让何炳材“心中无数”，后来何炳材从上海海关海务处找到了一张1910年法国出版的南沙群岛旧海图，虽然它的比例尺很小，水深点很疏，但通过这张图，何炳材还是了解到南沙群岛的岛礁和暗沙的大致分布情况，得知要登上南沙主岛，必须经过珊瑚面航行，摸索深水航道前进。（何炳材，《抗战胜利后接收南沙群岛的回顾》）
从上海出发后，“前进”舰队经行台湾外海和香港南侧海域，于11月1日晚抵达伶仃洋，连夜进入珠江口，午夜，舰队在虎门抛锚，林遵、姚汝钰、林焕章、张君然等人入广州，次日与广东省政府联系做了各项登岛的准备。广东省政府委派肖次尹任西沙群岛接收专员，麦蕴瑜为南沙群岛接收专员。在广州逗留几天后，舰队接着南下，走的是37年前晚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南海时曾经走过的路线：先到榆林港，稍作停留后深入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