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范济生回忆说，1948年前后的北平，大约有8000余名中共地下工作者，解放军对城内的军事动态，社情民风了若指掌，更有甚者，连傅作义自己的女儿、秘书、亲人、亲信都是中共的情报人员。傅作义坐困愁城的消息也接连不断地向平津战役总前委传来。
范济生：就是刘仁同志的那个，他带了两个秘书，我们都在一个院里住，他在西房，我们在东房，他说傅冬菊告诉我，傅作义急得啃笤帚疙瘩，那笤帚绑的那个，急得啃那个笤帚疙瘩。当然这是不是那么回事咱不知道，这是没见闻的，这是口头说的，就是傅作义已经到这程度了，反正非常苦恼极了。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找了些人给他做工作，他那些朋友啊，包括他老师，给他做工作。根据这个情况，聂老总考虑啊，只要把天津海口打掉，天津解放，只要天津解放，这个和平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是有可能的。
陈晓楠：平津战役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现在我们还能在老者的回忆当中，依稀还原一些细节，比如说在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录当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记载，1949年傅作义将军赖以起家的王牌第三十五军，已经被我军歼灭了，这对傅作义的打击和震撼是极不寻常的。如果我军再把天津攻打下来，彻底打掉他逃跑的幻想，逼着他走上谈判的道路，我认为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范济生：聂老总还说《孙子兵法》说过，“不战而胜屈人之兵，是为上策”，这是《孙子兵法》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部队不打，经过各种方式比较和平解决了，或者怎么样，这是上策。他说只要有这个可能，我们就应该争取，但是同时的话，也不放弃两手准备，不能光靠这个和平，万一和平不能达到了呢？也不能放弃两手准备，这是聂老总当时想的。
他这个想法那时候呢，我怎么会知道呢？他跟澜涛同志，刘澜涛同志谈的时候我在场，他谈这个，这个以后他又跟罗帅、罗荣桓元帅谈，他们两个人那时候完全同意他这个想法。
解说：聂荣臻把和平解放北平的构想和同为战役总前委成员的罗荣桓进行了交流，两人一拍即合。范济生回忆说，但当聂荣臻又把这个想法提给林彪的时候，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范济生：罗荣桓同志当然同意了，这个林彪就说呢，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幻想，你这是幻想，还是立足于打。这个时候聂老总回来，跟刘澜涛同志说的时候，我也在场，林彪这样个说的。那么我为什么知道呢？他跟澜涛同志讲，他想跟林彪统一了以后，因为罗荣桓同志同意了，只要林彪同意了以后，就可以用总前委的名义向中央报，这个提议这个和平谈判，和平解决这个平津战役这个事。
但是林彪不同意，所以聂老总自己只好自己向中央发汇报，提出这个建议。中央很快就同意他这个意见，而且很快就把这个谈判的方案，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一些方案，或者叫做条件吧，或者叫做协议什么吧，提出来了，提出来了以后，我们通过做地下工作的内线告诉傅作义，傅作义就派了张东荪和周北峰来谈。
解说：1949年1月9日上午，林彪、聂荣臻等人乘车来到八里庄，先后与傅作义代表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华北“剿总”地政处长周北峰面谈。范济生回忆说，这次的谈判，傅作义试探的意图还是非常明显。
范济生：他两个来的目的说是摸底，摸什么底呢？就是摸中共你要和谈究竟你条件是什么？大概说是这样的，他来的时候是林没参加，林彪没参加，罗荣桓同志和聂荣臻同志两个人参加谈判，跟他谈的，谈了以后他就是摸底。你再提出什么，他就一再，我估计我们想傅先生，他不做任何回答，那第一次谈。
解说：这一次的谈判后，国共双方形成了一个书面的《谈判记录》，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解放军方面在谈判中还特别说明，在1949年1月13日以前，天津守军必须出城接受改编，并把这一天作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
范济生：第二次谈的时候，是我们准备要打天津了，他也当然傅作义他清清楚楚，他知道这个情况，他就派这个邓宝珊来，邓宝珊是真正代表傅作义，前面那两个是侦察员，来摸底的，这个是真正代表。来了以后，他讲了傅将军的意见，因为我们跟他讲了我们的方案了。他根据我们的方案，他提出来傅将军的意见。
第一，改编成和平军，不改编成解放军了，改编成和平军。第二个是允许他办报纸，还有几条什么了我忘了，我记不清了，我也不敢乱说。不能乱说，忘记了，他提那么几条，而且他是公开地，很嚣张地，跟他们三个人谈，那时候林参加了，第二次林参加了，天津是固若金汤，你们解放军三个月打不下来。就放下话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