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安，曾任晋察冀边区第11专员公署文安县第二区小学教员，晋察冀军区教导师新兵团副中队长，教导旅第3团司令部参谋，华北军区野战军第2兵团4纵队11旅司令部参谋，华北军区第19兵团司令部作战科参谋。1949年在第一野战军总部任作战参谋。
1950年4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彭德怀参谋、秘书。同年10月入朝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彭德怀军事秘书，紧随彭德怀驰骋朝鲜战场。
回国后任军事科学院编辑、研究处处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军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中校。
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王天成，原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文职二级军史研究员。1950年至1958年，主要在朝鲜战场志愿军总部任情报参谋。回国后长期从事世界战争史研究，参加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多卷本）、主编兼撰稿《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五卷（图志）等书籍，获国家图书奖、军科科研一等奖、全军科研特等奖等奖项。获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七月的一天，北京香山路军科干休所，我们见到了杨凤安和王天成两位老人。他们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战士，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中国军人。之前电话联系时，我们一直在猜想着、勾画着两位老人的形象。毕竟从年龄上来说，他们都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当两位老人腰杆挺拔地站在面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疑虑都打消了：高高的个子、清晰的思路、严谨的言语表达，活脱脱中国军人的威武果敢形象。
1945年，23岁的杨凤安带着100多人的青年连，从家乡赶到张家口加入了人民解放军。“这个青年连队员的年龄偏小，现在那些孩子都已经成了师职以上的干部喽。”杨老的讲述，将我们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岁月。
到了部队的杨凤安成为了文化教员。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升为团参谋，然后上调师、军、兵团……解放大西北，他被调到彭德怀身边，当时彭老总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杨凤安成为彭总的军事秘书，那年他27岁。
“彭总在北京开会期间派人打电话让我从西北到北京，然后赶赴朝鲜。1950年10月19日黄昏，彭总、两个警卫员、我和司机坐在一个吉普车里，带着一个电台车，先于部队前进入朝鲜。”说到抗美援朝，杨老的话匣子打开了。“到达朝鲜后，敌人基本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两天后大部队才赶到。朝鲜地形山地太多，我们在山沟隐蔽起来，才没被敌人发现。彭老总指挥部队的特点就是这样，到前方去才能了解情况，以便指挥战斗。所以第一次战役，就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杨老所说的第一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联合国军”击退到了清川江以南，歼敌15000余人。
随后的四场战役，中国的军队在后方补给和武器装备上都不如敌人。“第一批军人出去的时候，换的是朝鲜人民军的棉服。第二次战役增加了九兵团的部队，这个兵团是从华东地区调过去到达东线的，北方的棉衣棉花是3斤半，上海的棉衣却是1斤半，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换装，加上东线比西线的气温要低，所以有些战士被冻伤了。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战斗还是胜利了。歼灭了‘北极熊’一个团，美王牌第一师27000人都被打垮了……”杨老的语气很平静，但眼睛里却闪着兴奋的光，我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战火硝烟是何等惨烈，但听着杨老的描述，却想起了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说过的一句话：“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 当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正是如此吗。
一次空袭让杨老记忆深刻，“在前线白天不能活动。出太阳之前吃早饭，落山后吃晚饭。指挥所很危险，经常遭到敌人的轰炸。第五次战役开始前，指挥所刚布置好，敌机飞来，黄昏时发现我们，扔了两个炸弹。我估计第二天敌机又来，所以很早就起来了。当时彭总在睡觉，我们把他叫醒，往外走的时候，敌人飞机上的机关炮扫射把行军床打了两个洞。走到门口，子弹打在门框上。爬进三五公尺的防空洞里，我们才意识到这次轰炸真是非常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