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正好访问波士顿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位日本人的安排下，与哈金餐叙。大江告诉哈金，有次一位中国女性因为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文章，被日本右翼分子告上法庭。他亲自出庭替她辩护，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被告一方就他俩，但还是赢了官司。
纪念会看得心里难受南方周末：写这本书，有人说你是看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是不是呢？
哈金：有一部分。但是美国华人每年都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会，我挺吃惊，他们都有多年积攒的材料、照片什么的，看了心里很难受。张纯如的书算一个起因，但在她之前华人一直在纪念，从来没有停过，现在也是，在每年12月份和每年日本投降日。严歌苓也说非常吃惊。我出来以后接触到一些当地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他们还一直在做。
每年都去看纪念会，慢慢地就成一块心病了，老想这些事。但是看张纯如的书以后知道有一批美国传教士也介入这个事情，又读了台湾人胡华玲女士写的一本魏特林传记。真正开始想小说怎么写，大概在2007年底，以后就真正地做研究。关于她（魏特林）的书、她的日记得读一些，动笔是2008年夏天。
南方周末：小说里有处细节，写池塘里很多尸体，有鱼在游，水是红的。
哈金：鱼都变肥了。那是我加的。事实上当地校园附近并没有池塘，但是小说中需要有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历史）照片就是池塘里全是人的尸体；当然，我说的鱼肥了，草长得更旺……人死得多，这是常识。池塘可能不在金陵学院附近，我是为了把故事衔接过来。七十多年来，有一些池塘早就填平盖了房子，这都是可能的。
怎么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细节，怎么把小的细节串起来成为故事的有机部分，这也是很难的。小细节很多，我看了很多照片、书，但是串不起来。一开始写的局部都挺有意思，但不是整体的东西。就像咱们北方说的“肉冻”，你做了半天冻不起来。但是找到叙述者（高安玲）以后就成了。
我写日本兵吃的大米饭都是红的，别人说太悬乎了。这其实来自日本兵的日记，他们找不到干净水喝，吃饭都是血糊糊的，你说杀人杀到什么程度？有些真实的东西比想象还可怕。
南方周末：你很强调真实，这是你写小说一贯的做法？
哈金：关键是有些事情只要是发生了，下笔的时候就信心大一些。以色列作家AharonApplefeld是我的老师，他说你不需要创造什么细节，但是要把细节的次序安排好，这就表现出一个作家的创造。
像南京大屠杀，他们说你写得那么血腥，日本兵往中国小孩嘴里尿尿。但那是日本兵自己记载的，不在南京，是在南京外围。我写金陵学院里一个姓张的图书馆员把棉袄脱了来让日本人朝他刺，被刺死了，也是来自日本兵的记载：一个农村的老汉，一刀没刺死，老汉把棉袄撕开了，他接着又刺一刀。都不是我编的，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身上，我为了整体感就把它融合起来了。
数字不重要对个人来说死了就是死了南方周末：关于遇难者数字，不同方面各执一词。
哈金：我们说30万，没准，东京审判时确定最少是20万。其实死多少人不是最重要的，你杀100人就不是杀人了？我老想，国军为了阻止日本进攻，把花园口都决堤了，死了至少80万，淹死的人和日本杀的人是一样的受罪。对个人来说死了就是死了。数字不重要，关键是一个人、几个人怎么感受。你看中国当时是很窝囊的，其实中国论装备不比日本差很多。
南方周末：你写到南京防守战是为了面子，觉得中国人很可怜？
哈金：窝囊，很窝囊。其实南京他们就不应该防。除了面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那个地方没法防。不防的话，财力、物力和人力可以用于保护平民。开战早期政府官员都跑了，市长也跑了，拉贝就被称为“市长”。
当然日军本身侵略就是罪恶，但是在紫金山打的时候日本伤亡不少；他们本来以为上海一打就破的，结果打了三个月死伤不少。他们就来报复。中国没有必要在南京那么去拼，完全可以想别的办法，当时李宗仁就对蒋介石说，你要打咱们拉出来，在野外打，不要在市里打。
南方周末：你写到高安玲的儿子在日本学医，被胁迫加入日本的前线医院。现实中有类似的例子吗？
哈金：那时候很多翻译官都在辽宁金州长大的，你说翻译官都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吗？有的是没有办法。我觉得需要那样的情节。魏特林真的生活就这么多事，没有大事，不能乱编，叙述到一定时候就没有冲力了，必须得有新的故事和新的戏剧维持冲力。这就把高安玲的故事加进来了，整个故事的推进就好像车又有了油似的，继续往下走，主要是技巧上需要。
以前有一个英国作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把魏特林说成是跟一个已婚的中国男人有了恋情，那个男人有家有事业不能理她，最后她要死要活的，精神崩溃了。他靠艳情来创造这种冲力。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她是很清白的基督徒，那样写有点不负责任。我虚构高安玲这个人物主要是这个原因。在第三部分，什么都很安静的时候，突然一个来访者叫她的丈夫到南京日伪政府当高官，那马上是一个危机了，于是还能把故事往前推。
南方周末：你要处理这样的题材，是否和其他写作者面对的材料都差不多？你能找到别人也能找到，除非他偷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