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是的，材料都一样。不是一个人有才华什么的，而是下的功夫到了。这个故事最难的是在大屠杀之后和魏特林自杀之前这段时间，没发生大的事情，怎么把故事讲好，让人继续读下去。那个英国作家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做法不对，那本书几乎没有人知道，叫《南京》，是很小的出版社在很多年前出的。生活没有发生的事情你给加上，整个人物就不一样了。
日本人发给魏特林的通行证。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讲述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金陵女子学院，保护中国一万多妇女儿童的真实历史故事。（CFP/图）背叛民族，还是背叛家人？
南方周末：《南京安魂曲》和你前面几个长篇不太一样，有一个骨架，应该是宗教精神。
哈金：因为人物都是宗教背景，没有办法的。魏特林是现实的人物，也是传教士、基督徒，这个没有办法超越。我想跟历史贴得近一些，不能随便乱发挥。虚构的就是叙述人高安玲，我虚构了整个她的家、她的儿子。
南方周末：你选择金陵女子学院这个场所，是因为魏特林的史实局限？
哈金：既然选择魏特林，就得接受这些局限。我觉得魏特林是英雄，她很冤枉，因为建国以后就不宣传了，都不知道美国传教士帮助中国难民的事，张纯如的书出来大家才知道。基督徒自杀是不受鼓励的，所以教会也不能把她当英雄宣传。
南方周末：魏特林的日记中自责自己允许日本军人从金陵学院带走“妓女”？
哈金：在日记中她没有自责，但是提到了这个事。后来在报告中就不提了。但事后她病了一场，她一定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折磨。
南方周末：高安玲的儿子高浩文，从他家人到魏特林，都包容他理解他，但是放在爱国主义的集体语境里会怎么样？
哈金：那就是叛徒。你给日本人做事情，你说不清楚的，小人物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但反过来像郭沫若那样，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回来打日本，对家人是背叛，对民族来说是一个英雄。普通的人，高浩文觉得应该忠于自己的老婆孩子，忠于自己的感情。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但在大伙儿的眼光中就是一个汉奸，没说的。
南方周末：包括高安玲在东京审判时，也不敢跟她儿媳妇相认。
哈金：对，那是大的问题。她代表所有受害的南京妇女，责任太大了。当然也有怕将来说不清的可能。
也没有宽恕，也不是仇恨南方周末：你写到东京审判宣布几名日本战犯死刑的时候，南京大屠杀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哭了。
哈金：历史记载是一年以后，因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定案，小说为了把故事讲完整，就把宣判提前了。宣判时他确实精神垮了。松井石根是替皇家受罪的。天皇的叔叔才是真正的罪犯，但美国为了保持日本的反共情绪就说皇家赦免，只能判最高指挥官。张纯如也说到松井，他曾指责底下的军官没遵守纪律，没管好自己的部队，战争开始以后就没有章法了，什么坏事都做了。他也是牺牲品，知道那些残酷的事情后，他也哭了。他回日本以后，在伊豆山建了一座观音像和观音堂，纪念南京这些被杀的人。他心上认罪，尽管嘴上不认。
南方周末：有个在美国待了20年的中国神父，说他以前了解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都是仇恨，甚至他跟日本神父在一起共祭弥撒，都克制不住内心有时会浮现反感、别扭的情绪。
哈金：我也有这个感觉。我以前有个日本朋友，我太太就不高兴，我也确实觉得感情融合不到一块。人都很好，不过总是有些隔膜，很难。但不能让仇恨把你生活笼罩了。怨恨是很正常的。
南方周末：那你怎么表达宽恕？
哈金：也没有宽恕，也不是仇恨，就是把事情讲清楚。你不可能让大伙随随便便就忘了。张纯如的书出来以后很多人攻击她。我这个书肯定也要被攻击，只是不一定那么厉害。今天西海岸有一个评论，一点好的东西都没有，说我只能写一些像寓言的短篇小说，明显就是日本人在攻击。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书评界他们势力很大的。
南方周末：书名“安魂曲”怎么理解？
哈金：故事写出来，是对主人公和受难者灵魂上的安慰，这是直接的作用。魏特林也很冤屈，实际上美国传教士一直留到很晚，有的等新中国建立以后才走，这些人回去以后还得受审查，因为他们跟红色中国有接触。
我到美国后读了很多《圣经》，对有宗教信仰的人非常尊敬。人要有敬畏，要是什么都不怕就坏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这种心态毁坏性太厉害了。
《南京安魂曲》中宗教精神超过了个人恩怨，日本平民也受苦，他们的儿子孙子没了父亲爷爷，战争给人造成的无奈和损害太大了。我们到最后还是应该超越种族的经验。
“忠诚是双向街，必须有来有往”
南方周末：你把自己划归移民作家，而不是流亡作家？
哈金：是。流亡者生活在过去，故园是他意识的主要部分，移民必须依赖现在。我不是因为出书什么的政府就把我流亡了。但我不是普通移民，在餐馆里市场里打工的那是标准的移民，到这来是白手起家。我毕竟是在写作。
南方周末：语言、身份、“背叛”，这些问题困扰你吗？
哈金：语言当然是一个大困扰。背叛倒是相对的，忠诚是双向街，必须有来有往；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应该忠于的对象。至于身份，我从不忧虑，还是让作品给自己一个最终的身份吧。
英语是很了不起的语言，有伟大的传统。有些人加入英语文学而且成为大小说家，如康拉德和纳博科夫，所以我知道哪里有途径。选择英文写作不是新鲜的事，一切依靠运气和能力。最终我决定我能接受失败，因为无论在哪里人最终都是失败。阿瑟米勒最后的剧作没人愿意上演，厄普代克临死前得了个“最糟糕的性描写”奖，还有的知名作家晚年根本无法出版作品，所以不能奢望成功。
汉语有特别的节奏和丰富的表达方式，有时我能利用这个资源让我的英文稍微怪一点，新鲜一点。这是优势的一面，但我还是必须放弃母语让第二门语言更流利。
我在美国当英诗写作课教师的时候，才比较认真地写作。在中国时，离文化界很远，后来上大学英文系，语言仅仅是个工具。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写小说，只是对诗歌感兴趣。我如果留在大陆，不太可能写小说，可能写一些非虚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