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主要是指刘少奇，并且提出了中央另外存在一个“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它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他考虑接替刘少奇位置的人是林彪。这不仅因为林彪比较年轻，更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这次全会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被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不再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决定》强调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它写道:“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同一天，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五天后，他又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使中共中央在法定程序上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已不可避免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八月十八日，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绿军装，出席会议，在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这次大会把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更加狂热的程度。
“八一八”大会是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目的都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火越烧越旺。
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把“革命造反”迅速扩展到全社会。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制观念十分淡薄，参加行动的人员又比较复杂，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
他们到处发布通令，把许多传统的有影响的路名、商店名、医院名等斥为“封、资、修”而改换成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名称，在街上强行剪发，剪破他们认为的“奇装异服”，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冲入居民住处抄家。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处发生严重破坏法制、任意打人致死事件。一些着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因受到人格侮辱而自杀。不少人被强行遣送回乡。党政机关的各部门几乎都因派出过工作组而遭到红卫兵的猛烈冲击，许多负责人被野蛮地揪斗和毒打。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为，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他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提醒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从总体来说，他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压制”和“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