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说，但已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这种模糊不清的提法，可以任意对它作出各种解释。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会被围攻和揪斗。除了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使冲击面更大了。许多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被任意揪走、关押，不知下落，有的甚至被毒打致死。各地还掀起“抓叛徒”的活动，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整个混乱局面更难收拾。
中央工作会议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是要打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负责干部的思想。陈伯达、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林彪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又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可以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社会上正在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也便于一些野心家假借“革命群众”的名义，为所欲为，浑水摸鱼，做尽坏事。
尽管如此，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仍思想不通，忧心忡忡。这时，不受任何约束的红卫兵普遍地对各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到处刷出某某人罪责难逃、把某某人揪出来示众之类的大标语。不少干部挨批斗，被游街。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成员也更加复杂。形形色色对社会现实存在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或过激的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已很难依靠原有的各级党政机关来实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预期目标。他已明显失去耐心。“全面夺权”的行动，正在酝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