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记录了这次会见。这四个人的见面，谈话的主角当然是勃列日涅夫，“长时间的冷场，更长时间的冷场”。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只问了两个问题。“我觉得总书记有些超然物外，对旁边这几个人不大理睬。这个场面让人感到难堪……”停留时间结束了，勃列日涅夫站在车门口，抓住扶手，忽然问安德罗波夫：“讲话如何？”“很好，很好！”安德罗波夫答道。这下倒真轮到戈尔巴乔夫惊讶了，安德罗波夫解释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言语困难，所以他关心自己“讲话如何”。“病夫治国”以及勃列日涅夫之病，如何是当时一个边疆区的书记如戈尔巴乔夫可以知晓的呢？后来安德罗波夫告诉戈氏，说这次见面令人满意。
苏共政治，尤其是组织与人事运作，宛如黑箱，非身居权力核心层者，无可得窥。即使如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位“封疆大吏”，也如雾里看花。更多的“政治分析家”以及传记作者看到的是：在这次车站见面的四位苏共领导人，先后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那么，推测这次晤面系勃列日涅夫的一次考查，而且“满意”，便顺理成章。虽然，戈尔巴乔夫未必这么认为。他实际的接触，跟想象里的干部考查，实在相距太远。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将自己通往莫斯科苏共中央之途，论为与安德罗波夫的相识与相知。在这次“车站会见”的稍早一些时间，他们两人有过一次见面。“你考虑不考虑国家的事情？”戈尔巴乔夫问得很直接，安德罗波夫很意外这个问题。“再有个三五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可都得走了。也就是陆续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已经时日不多。”当时年仅44岁的戈尔巴乔夫，向61岁的安德罗波夫——“年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这样的问题，未必唐突。苏共领导人的现实是，戈氏用当年苏联流传极广的笑话描述：党的“二十七大”怎么个开幕法？请代表全部起立，政治局委员都是抬着进去的。似乎，安德罗波夫开始并没有被戈尔巴乔夫说服，但戈氏仍不退缩，他说：“您记得吗，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哪个林子下面不带小灌木丛？”“小灌木丛”打动了安德罗波夫。那么，是否安德罗波夫直接促成了稍后的“车站会见”？安德罗波夫逝世过快，未留下任何答案。
“小灌木丛”，很精彩。问题是，做哪个林子、谁的“小灌木丛”呢？后来，戈尔巴乔夫的结论是：“我想安德罗波夫在我的提拔上是‘插手’了，不过他并未对我做任何暗示。”
“车站会见”后三年，大学毕业即回到家乡斯塔夫罗波夫、并且在这里干了25年的戈尔巴乔夫，终于由边疆进入莫斯科，他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当选会议的休息期间，安德罗波夫迎上来，对戈尔巴乔夫说：“祝贺您，‘小灌木丛’。”稍令戈氏意外的是，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走过来说：“祝贺您当选，很高兴您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
苏共中央的权力游戏，戈尔巴乔夫当然敏感。在其自传里，他描述随后与安德罗波夫见面——在戈氏表达自己将不会为取悦谁而改变自己之后，安德罗波夫很高兴：“那太好了。因为我看到柯西金已经开始竭力讨好你了。要顶住。”戈尔巴乔夫问道：“请您原谅……至今我认为我们俩是朋友。现在有什么变化吗？”安德罗波夫回答：“没有。没有！此话不假，我们俩是朋友。”这当然是一个盟约。
在回忆录里，除去为自己辩护的部分，戈尔巴乔夫足够坦率。当选中央书记的会议结束后，回到饭店，“有人在等着我：您可以使用吉尔轿车，房间里高频电话已经安好。您将有一名值班军官，所有的差事都交给他办……亲眼所见使我信服了克格勃机关和中央办公厅办事之干净利落。”另一位后来从边疆区来到莫斯科中央的叶利钦，在身份转换之际，对待遇的敏感一如戈尔巴乔夫，他注意到：“特供商品中最好的东西是药物。这是在专门的车间制作的，并经过特殊的医学检验，有好几层包装，上面还有好几个医生的签名。”
叶利钦在1989年竞选苏联人大代表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自传，在这本自传里，他用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克里姆林宫贡品”制度：“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62或图-134。在乘机时，一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有趣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别墅、特供物品，与外界隔绝的特供场所——全部属于这一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将这些享受赐予你，也能从你手中再夺回来。”
虽然后来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彼此都指责对方如何享受这种特供制度，并且贪得无厌，但回到他们晋升之初，他们的震惊，以及力图改变这种制度的真诚，还是不可否认。
晋升中央书记之际，戈尔巴乔夫所关注的制度，更是属于政治尤其是党务部分：“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成为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扞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