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军委致电朱德和张国焘及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正式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作战计划，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四方面军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秦生的研究显示，因为张国焘过去的错误，毛泽东此时对于张国焘属“限制使用”———一方面，“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另一方面，毛泽东在10月10日电报中特别提醒彭德怀，“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是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13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要做好应对可能复杂情况的准备，“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从后来的情况看，张国焘在西路军渡过黄河之后，对于中共中央的命令几乎都是无条件服从。
10月19日，中央军委回电称，“30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
23日黄昏，30军向靖远城以南的营房滩、红嘴子运动，准备从那里抢渡黄河。根据李先念的回忆，由于未查清楚河面情况，夜间又看不见，渡河没有成功，敌人也没有发现。次日，四方面军领导陈昌浩、徐向前致电红军总部建议：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轴方向活动，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红军总部25日回电批准。25日，军委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张、详商“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似以暂不渡为宜”。
根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命令，红三十军24日开始渡河行动，担任前卫的二六三团夺取了滩头阵地，迁灭守敌一个连。至25日晚，红三十军全部渡过了黄河。据徐向前回忆，26日，中革军委电令九军过河：“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11月7日，渡河行动结束。红四方面军第五军、九军、三十军以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工21800多人组成的西路军，开始转战河西走廊。
但是，四方面军并没有完全渡过黄河。陈昌浩、徐向前27日致电红军总部与中央军委，建议红四方面军全部渡河，张国焘对此很赞成。当即部署三十一军开往河边，准备渡河。30日，中央又改变同意三十一军渡河的命令，让三十一军照彭德怀部署执行任务(海打战役)，胜利后由中卫渡河。
苏联画了一个援助的“饼”
由于中共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打通苏联”成为了中共的战略方针。如前所述，9月27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苏联目前的计划仍然是从外蒙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截取物质。
杨奎松在《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的研究显示，彭德怀指挥的河东牵线部队在甘北被国民党部队包围，回旋余地很小。11月14日，中共中央意外收到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电报称，从外蒙帮助的办法不可能实现，在列举的三点理由中，最核心的是“有可能引起苏联与日本严重冲突的可能”。苏联人显然很清楚，“经过甘西前往哈密，即使只是前往安西，红军所要克服的严寒与沙漠的困难比经宁夏去外蒙要多得多”。
因此，中共中央11月8日复电共产国际称，“你们除非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荒无人烟的沙漠。”
由于宁夏战役失败，中革军委制定了《作战新计划》，并于11月8日发给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征求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决定之。此计划不能过早执行，故十一月内全军须以求战与引敌入宁夏为目的”。但是，《作战新计划》并没有告诉西路军。
11月11日，陈昌浩、徐向前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徐向前的回忆称，会议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红军总部的电报也赋予了西路军“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13日，中央致电王明、康生、陈云并转共产国际，通报了西路军进军新疆的计划，明确要求共产国际确实无误地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