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二进藏区耀邦同志第二次接触藏族同胞，处理藏族事务，是在1950年。他当时在四川川北行署工作，当时无四川省，只有四个区行政公署和直辖市重庆。川北行署西部的平武县和青川县生活着藏族的黄羊、白熊、虎牙三大部落，四千余口人。今天的四川王朗熊猫自然保护区就在这里。藏胞的生活很苦，国民党政府又诱使他们铲除青稞、洋芋、荞麦，改种鸦片烟，不少藏胞也吸食起毒品来。
1950年5月30日，川北行署筹备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确定平武藏区两个代表名额。但藏胞思想顾虑很大，怕出远门，怕回不来，又怕到了外面吸不上烟土。耀邦同志听说以后，告诉平武县委：藏胞来开会，可以带烟土。他们吸食毒品是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和愚民政策的结果，今后我们共产党有责任帮他们把烟戒掉。
这次会议，行署决定免去藏胞三年公粮，贷粮30万斤用于发展藏区生产，同时告诫他们，藏区的烟毒一定要禁绝。耀邦同志还希望藏民从畜牧、粮食、养蜂、打猎、挖药五个方面发展经济。
行署的决定使平武藏区欢腾雀跃起来。往年短暂的夏季一过，很快就是满天飞雪的天气，无人从事生产。但今年这时却是另一番景象，妇女织麻布、毡子，小孩牧羊喂猪，青壮年男子上山打猎。平武藏区还办起了第一个牧场，有专门牧工放牧。一个建设平武新藏区的热潮萌动了。
1950年7月30日，川北行署成立了“平武县藏族自治区政府委员会”。1951年3月，川北召开首届劳模大会，耀邦同志还特别强调，在藏区建设上，一定要执行有关生产、贸易、卫生、禁毒、文教五项方针。会上四个藏族劳模情不自禁地跳起“锅庄舞”，边跳边唱：“麦芒左征（人民领袖）毛主席！牢青格（伟大的）朱总司令！协绕月登巴（聪明的）胡主任（胡耀邦）！”
当时，耀邦同志也不是没有可能进藏的，他所在的十八兵团下辖的六十二军就有进驻甘孜、阿坝藏区的任务。但一位领导干部说了些不利于汉藏人民团结的话，毛主席听到后，立即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严禁他进藏卫边！耀邦同志牢记此事，每言及此，总感慨不已。他对不讲条件、带病工作的老战友张经武、张国华和谭冠三，以及他们领导的进藏十八军，充满敬意。
由于有这一段工作的经历，耀邦同志对兄弟民族的习俗、文化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了一定的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听他讲过一句趣话：“我们汉族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民族同志却说‘孟获七擒诸葛亮’。”他说话的口吻十分平等。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说，都是中国文化，各有各的荣誉感也不是什么坏事。他大有楚弓楚得的包容气度。
1973年，我从西藏征集文物回来，给他讲述了西藏一些风土人情，其中一例是藏南的门巴族妇女身后都背一张小牛皮。她们都自豪地说，这是文成公主送给她们睡觉御寒的。他听得津津有味。那时，我的两个弟弟还没结婚，他脱口一句：“若有个西藏儿媳妇，我也欢迎呀！”
那年，我和几位老师一直走到藏南的兼则马尼，该地区就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北侧一点。那里风景真好，就是阴雨绵绵,难见晴天，我军有一个加强营在那里驻守。战士们告诉我说，这里战备很紧，生活艰苦。但他们都记住了一位总后首长，他叫李雪三。因为他视察过这里，亲身感受到印度洋的湿气在这里形成的大量降雨，因此特批给这里的战士一人发一件雨衣。父亲认识李雪三，他除了称赞李雪三同志工作深入之外，还表示，一个人若有自己的工作，还能经常出差外地，丰富自己的知识，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我理解他的心情，当时他还蛰居家中，没有任何工作可干。
耀邦同志二进藏区，严格说他并未直接去过平武县的藏族部落，但区行署的工作进了藏区，且时间不短，我想也可算作他一次走进藏区的记录吧。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三进藏区耀邦同志第三次走进藏区是在1980年5月，他和万里、杨静仁等同志飞抵拉萨，落实中共中央批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当时的西藏和祖国其他地区一样，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烈破坏，其破坏程度还远过于内地。原因何在？对一个还处在封建农奴社会的西藏来说，我党或以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革，或以革命暴力手段进行民主改革，历史的现实告诉我们，我党不得已采取了后一种方式。问题出在民主改革以后，国内形势要求西藏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完全采用内地的方法组织人民生产、生活，划分阶级，开展阶级斗争。这对一个刚刚摆脱了封建农奴社会的西藏来说，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况，所行政策处处碰壁。所以当时的西藏，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艰苦，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宗教生活基本停止，整个社会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耀邦同志此次进藏，据我所知是有思想准备的。首先，他认为首都北京与西藏及全国各地的情况均有巨大的自身特殊性，尤其是西藏。其次，他认为汉藏人民没有民族矛盾，矛盾反映在干群关系上。第三，川北区党委民族工作的经验对他有帮助。第四，他认为对宗教应有不断的改革。1959年他就说，这种改革应叫“宗教还原”，“就是还原到宗教本来的面目上去”。第五，他相信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少数民族自己管自己的事”。第六，他同意邓小平同志的论断，“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谁也没有这个本事”。当然更重要的思想准备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取得的治党治国的共识。
胡耀邦、万里到西藏以后，为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座谈会精神做了大量工作。耀邦同志对西藏工作讲的六条意见和他来前的思想准备一脉相承。这就是西藏地方的自治权应该名符其实，必须放宽政策，与民休养生息，一切从实际出发。万里同志原计划还要亲到亚东边镇，向印度等国宣布开放边贸、边民自由往来的政府声明。
1984年，耀邦同志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号召全党对西藏问题要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他认为否定西藏和内地的同一性和其特殊性都不对，尤其是它的特殊性。别的不说，就是其自然地貌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此其一。其二，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历史痕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其三，对历史悠久的藏族的民族心理要特别研究。其四，宗教信仰在藏民中有长期深远影响。其五，世界舆论关注此地，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势力总想插手其间。
耀邦同志生怕一些干部不能把中央的政策和西藏实际结合起来，思想被束缚禁锢不得解放，有无穷的担心和禁忌，心神不宁，总在嘀咕现在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不是会削弱？宗教影响是不是愈来愈大？会不会出现新的叛乱呀？耀邦同志认为，如果把这些问题“孤立地加以强调，那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了，也就不可能认真思考另外一些本来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了。结果你们担心的那些问题，反倒不可能真正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