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不能改变的是逝去的历史，可以改变的是未来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历史，就不可能选择未来的正确道路。
正是由于这样，我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一名审判员，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刑事审判庭审判长，虽然代表祖国和人民对“四人帮”及其骨干分子进行了公正的审判，但我的历史使命还没有最后完成，我必须趁现在记忆力还好，将自己所经历的这些记录下来，留给历史，留给后人，才算真正完成了历史交给我的这项神圣而光荣的使命——因为我是全国唯一的一名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两场大审判的法官。
让我沿着历史的足迹继续说下去。
在追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武斗的根源时，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看一看当时的上海，不得不回到前面我所谈到的有关王洪文与上海工人赤卫队的问题。
据法庭审判的相关材料记载，1966年12月28日之前，上海华东师大、交大、“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已经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工人赤卫队也开始向市委大院集合，并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
在以后的上海大审判的法庭上，“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王知常交代：“28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徐景贤派‘市委机关联络站’宣传组去广场探听情况，获悉赤卫队要去康平路请愿，就抢先赶回，向徐景贤汇报。”
徐景贤立刻召集郭仁杰、王承龙、王知常等人开会，商量如何对付赤卫队。在会上，有人提出应该向赤卫队进行宣传。王承龙表示同意，并提出“向院子里的赤卫队进行广播”。
徐景贤对于这个意见表示称同，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决定立刻动用宣传车和高音喇叭，向赤卫队发动“政治攻势”，对赤卫队进行“瓦解”。
当天晚上，张春桥的秘书急急忙忙地给在北京的耿金章打电话，说是上海发生紧急情况，要他立即返回上海。
随时都注视着上海政治动向的张春桥，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于29日凌晨给他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打电话，告诉她“要提高警惕，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去，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
(李)文静在得到张春桥的指示之后，立刻将此情况通知徐景贤。
眼看着赤卫队的势力越来越大，号称有产业工人八十万之众，这样大的力量，完全可以在上海与任何一个群众组织对抗。准备抢夺上海大权的徐景贤等人心急如焚，张春桥的指示与他们的想法正好相投。于是徐景贤立即通知相关人员，在电话里传达了这个指示，并要求这些人见到自己的“同志”，就要立即转告，以便有所准备。
凌晨3点多钟，徐景贤在“联络站”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和部分院校的红卫兵代表，总共近四十人，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
徐景贤在会上一副大战将临的严肃面孔，向大家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并对如何贯彻张春桥的指示做了安排与部署：“由工人造反队负责向赤卫队斗争……各高校造反派做好积极配合。”同时强调“要防止胜利果实落入别人手中”，并布置联络站宣传组全体出动，写传单、出派刊，做好积极的舆论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