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事件后，西安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2月6日杨虎城避居三原。王以哲被害，东北军少了联共的有力人物，东北军多数高级将领要求执行乙案，东开安徽，并对西北军武装戒备。三位一体不复存在。
周恩来坚韧不拔，竭尽全力做友军的工作，建议取消同志会等进步组织，减少目标，保护左派，维护团结，尽可能减少损失，为抗日保存更多的力量。
面对西安恶化的局势，周恩来仍坚持留在西安“二·二”事件后，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等在西安工作的同志们的安全，电告“紧急时立移三原”。周恩来以执行任务为名把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派往三原(博古早已离开西安)，而他自己仍坚守西安。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局势越恶化，他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他离开西安，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谈判也难以进行，蒋介石难保不再开始“剿共”。他留在西安，就是向全国人民宣布共产党、红军打不败，压不垮，在中国的政坛上必须考虑到中共和红军的力量及态度。他留在西安等待顾祝同进城，就是表示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这种胆识和远见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也使国民党不敢轻视，从而保证了西安和平局面的到来。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第二天顾祝同即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又派张冲从南京赶来参加。随后，周恩来到杭州、庐山、南京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终于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