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事件后,西安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2月6日杨虎城避居三原。王以哲被害,东北军少了联共的有力人物,东北军多数高级将领要求执行乙案,东开安徽,并对西北军武装戒备。三位一体不复存在。
周恩来坚韧不拔,竭尽全力做友军的工作,建议取消同志会等进步组织,减少目标,保护左派,维护团结,尽可能减少损失,为抗日保存更多的力量。
面对西安恶化的局势,周恩来仍坚持留在西安“二·二”事件后,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等在西安工作的同志们的安全,电告“紧急时立移三原”。周恩来以执行任务为名把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派往三原(博古早已离开西安),而他自己仍坚守西安。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局势越恶化,他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他离开西安,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谈判也难以进行,蒋介石难保不再开始“剿共”。他留在西安,就是向全国人民宣布共产党、红军打不败,压不垮,在中国的政坛上必须考虑到中共和红军的力量及态度。他留在西安等待顾祝同进城,就是表示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这种胆识和远见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也使国民党不敢轻视,从而保证了西安和平局面的到来。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第二天顾祝同即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又派张冲从南京赶来参加。随后,周恩来到杭州、庐山、南京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终于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