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4日，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宣布扣押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在摆好阵势后提出甲、乙两种解决方案。甲案：东北军驻甘肃，西北军守渭河以北，红军回陕北。乙案：东北军东移安徽、淮河流域，西北军驻甘肃，红军回陕北。蒋力图以军事压迫、政治分化来达到上述目的。
在军事力量上，西安三方同南京相比处于劣势，如果打，只会断送已赢得的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如果三方联合一致，严阵以待，那么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因而，在政治上揭露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坚持到2月15日就可以利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呼吁救张，推动抗日。这是比较好的对策，但实行这项对策的前提是必须坚持三位一体。
1月4日，应西安方面要求，周恩来电告中央令红军驰援。同时，他全力支持杨虎城、王以哲指挥部队，连设七道防线。1月8日、9日，红军赶到三原、耀县、咸阳一带。虽然红军只有三万人，但是英勇善战，威名远扬，极大地支持友军，稳定了关中的形势。蒋介石看到三位一体的力量，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欣慰地说：“没有想到西安能坚持这么久，只要西安能坚持，我就有回去的可能。”
“主和”与“主战”：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状况日趋复杂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状况日趋复杂。张学良是维持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他被囚禁后，三位一体便出现裂痕。首先是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早已存在的两派逐渐变得互不相让，各行其是。以王以哲为首的高级将领力主和平解决，但是除王以哲等少数人外，东北军高级将领多认为共产党势孤力单，不愿联共，有的已投靠蒋介石。他们要求执行乙案，认为这样东北军可以就食于富饶地区，可以离开西北，离开红军。由于王以哲、杨虎城、周恩来一致坚持接受甲案，他们迫于形势，难以出口。
东北军青年军官，多是团以下干部，或是张学良的幕僚，强烈要求抗日，思想激进，是张、杨发动事变的骨干分子，赞成联共抗日。但是，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认为，无张他们则难以提升，根本不考虑接受甲乙两案而主张决一死战，希望以此救张回来。这些人的义愤容易得到广大官兵和社会上的同情，到1月下旬，“主战”在西安占了上风。
杨虎城知道，若真打起来，只能速战速决，否则内部支持不住。张学良被扣以后，他对东北军不便过多干涉，因此也非常希望张学良回来，一起支撑局面。他主张和平解决，但是又同情主战派救张回来的急切心情。
周恩来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预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做朋友式的劝告，引导方向，协调各方关系。周恩来两次致函蒋介石，要求他撤兵，放张学良回来或给张以公职，以缓和迫在眉睫的内战。在西安，他利用一切场合，和上层人士谈话，出席东北军、西北军会议，出席群众团体会议，指出打仗对救张不利，只要坚持三位一体，张学良终有一天能回来的。他反复宣传要顾全大局，坚持执行甲案，和平解决；特别是做主战派的工作，舌敝唇焦，几经说服，几经变卦，这些人就是听不进去，只是要求红军帮助他们出兵，否则便要和共产党决裂。
“二·二”事件后，西安局势更加紧张2月2日上午，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铤而走险，杀害了王以哲，并拟定了黑名单，内有不少共产党员的名字。东北军内部的矛盾顿时成为对抗性的，在前线的师长刘多荃派兵向西安进发。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共产党实行兵谏。
周恩来、杨虎城无论支持东北军的主和派或主战派，都会使东北军的内乱演变成西安以至关中的自相残杀，国民党中央军便会乘虚而入。万一他们扣押周恩来、杨虎城，用武力逼迫东北军、西北军投降，内战必将重开，西安事变的成果就会消失殆尽，共产党和张、杨所做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处变不惊，冒着危险赶到王以哲住宅。王躺在血泊中，家里乱作一团。周恩来率李克农、刘鼎等同志料理后事，设灵堂，祭奠死者，安慰生者。消息传出后，对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随后，周恩来又赶到新城大楼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派人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执行甲案。
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刘澜波到前线向刘多荃说明真相，陈述利害。杨虎城对处置凶手感到为难。周恩来为维护团结、维护和平，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于2月4日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往三原红军驻地，从而使对方失去了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同时也使主战派失去首领，不能再有其他动作，最终保证了和平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