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必须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
香港回归前和香港回归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戮力的“香港明天更好”的工作，主要有两个着力点：一是香港回归前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一是香港回归后的“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
英国政府是在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开始改变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在香港问题上与中国政府比较一贯的政治合作态度和外交政策而走向政治对抗的。英国不仅没有淡化与中国外交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极大地强化了“冷战”思维。英国一方面错误地判断形势，认为中国将是纷纷倒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试图使香港成为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反共”基地；另一方面将“冷战”时期就一直酝酿的在香港进行“光荣撤退”的计划付诸实施，试图通过所谓的“民主化”改革在“九七”以后的香港建立起一个向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内地说“不”的政治体制，建立起一个“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社会”，努力保持英国对“九七”以后香港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政治对抗。
江泽民直接介入解决香港问题是在1989年刚刚主持中央工作之际，首先面对的就是西方反华势力试图将香港经营成为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颠覆”基地问题的挑战。江泽民的态度非常明确：“一国两制”，“两制”必须“互不干预”！作为“经济城市”的香港不能“政治化”。
在一次与部分香港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谈话时，江泽民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内地不会把香港“社会主义化”、香港也不能挑战中国内地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立场。［2］以后，江泽民还针对部分香港人存在的疑虑和误解，利用各种会见外国客人和香港同胞的场合耐心地做解释工作，引导香港人辩证地认识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互不干预”的关系。
1989年12月，江泽民会见英国首相特使、首相外交顾问柯利达时指出：“在‘一国两制'问题上，我曾在同香港许多工商界人士、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谈话中引用过中国的一句谚语，叫做‘井水不犯河水'。有的香港人不大理解，说：‘井水不犯河水，河水必定犯井水'。其实，我这句话完整地说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3］1990年3月20日，江泽民会见新加坡国会议员、总理政治秘书吴博韬时指出：“我们保证回归祖国后的香港还实行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说话算数。”［3］（p.118）1993年3月，江泽民在会见香港文化人士金庸时指出：“关于内地和香港人的关系，我曾说过一句‘井水不犯河水'。香港就有人说，我只说‘井水不犯河水'，没有说‘河水不犯井水'，意思是河水可以犯井水。其实我们中国人有许许多多歇后语，两句话说了前一句，就包括了后一句，用不着全部说完这么嗦。我说‘井水不犯河水'，就包括了‘河水不犯井水'的含义。”［4］1994年7月7日，江泽民在会见香港“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理事访京团时指出：“不久前，我到广东、福建考察，在深圳特别讲到，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边界线不能动，香港是资本主义的香港，深圳是社会主义的深圳。这条线动了，不是资本主义的香港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深圳，就是社会主义的深圳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香港。我们‘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是很清楚的。这是个大原则，无论怎么样也不能改变。”［3］（p.384）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英国人在香港忽然关注起“英人治港”时代一直忽略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如投资近200亿美元的“玫瑰园”计划———香港新机场的建设，其“挖空”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储备而为英国人在香港的“光荣撤退”建造“有形的纪念碑”的动向引起了江泽民的高度警惕，他明确指出：没有“你请客、我付钱”的道理。江泽民讲：“在经济方面，我希望英方不要搞过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开出过大的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