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过大过多，难以完成，将给香港带来问题。”［3］（pp.81～82）英国人“提出用一千两百亿港元即一百五十亿美元搞大型工程项目计划，搞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这些建设大约要二十年的时间。起初几年要做可行性研究和设计，然后英国人就撤走了。这等于‘你请客、我付钱'。我没说绝对不行，但要双方商量。”［3］（p。118）“香港的建设工程，也不能全部让英国人得利。英国人不要只顾自己从香港捞好处，大派福利，还要给港人留下生路，不能‘你请客、我付钱'。这是我们的一贯方针。对将来好多事，我们要未雨绸缪。……香港一百八十万工作人口没有健全的退休保障，这个问题很大，要合理地予以解决。退休保障涉及雇主、雇员和政府的利益，如何解决，对于保持香港社会稳定很重要。我看英方的意图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把一些明明是政府管的事都放到民间，把政府职能空化了。”［3］（p.384）因此，江泽民谆谆告诫香港同胞：“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从总体上对香港前途坚定信心，对港英当局提高警惕。英国原来是个殖民国家，现在要他们从香港退出来，他们愿意吗？不愿意。香港是英国曾经取得的一块肥肉，要他们从口中吐出来，他们愿意吗？不愿意。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对香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归祖国制造种种障碍。”［3］（p.383）在20世纪90年代自“英人治港”的旧香港至“港人治港”的新香港的“后过渡期”，江泽民最倾力关注的就是英国政府长期酝酿而由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实施的以“保持英国对‘九七'以后香港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即在‘九七'以后的香港建立起一个向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内地说‘不'的政治体制”为导向的所谓“民主化”改革问题，这也是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后过渡期”政治对抗的主战场。
对于这场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江泽民和中国政府是有充分的“应战”心理准备的。1989年12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派柯利达作为特使出访中国，给江泽民带来一封信，以承诺香港不会被用来作为颠覆中国的基地、香港问题不会被“国际化”以及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为交换条件，逼中国政府在香港立法局议员的“直选议席”问题，即香港的所谓“民主化”改革问题上让步。这显然是把香港选举问题当作恢复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江泽民顶住了压力，他对柯利达讲：“今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后，西方掀起了一股反华潮流，香港也发生了许多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各国的政治制度同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根据香港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和居民表达意见的方式，香港实行政治民主化要循序渐进。撒切尔夫人说英方不能不考虑香港的‘民意'。民意问题，要看究竟是民众真正自发表达的意愿还是有人操纵。……香港有的人说代表‘民意'，我看他就不能代表民意，一是他有一定的个人目的，二是他唯恐天下不乱。香港不稳，对港英当局、对中英双方都没有好处，只会危害香港的稳定繁荣。……我希望双方能从香港的根本利益出发，就民意问题取得共识。……英方的意思似乎是，在立法局直选议席问题上达成谅解是一个前提，如果达不成谅解，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就都不能取得进展。我认为，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在任何问题上，如果合情合理同我们商量，都好说，但企图压我们是不行的。你越压，我越硬。……在港英政府管理期间，香港发生任何不安定都不符合中英双方的利益。……我希望双方都要保持警惕性，因为确实有人不愿看到香港保持稳定繁荣。”［3］（pp.80～83）以后，江泽民曾经多次回顾这次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的”与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的第一次面对面的正面交锋，反复阐释他对于英国人“别有用心”地在香港推行所谓“民主化”改革问题的基本立场。1990年3月20日，江泽民在会见吴博韬时讲：“中国人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民是不可辱的。要想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中国对此极其反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