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香港要顺利移交，要有连续性。英国为什么忽然要更多‘民主'呢？他们不是一直标榜英国把香港管理得很好吗？港督长期集大权于一身，现在却大叫特叫‘民主'。他们突然这样做，没有别的解释，就是觉得国际气候有利，可以‘敲打'中国。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民主，民主没有一个统一标准，都要适合各国的情况。英国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可还是君主立宪制。一九九七年前，如果英国打‘民主牌'，把香港搞乱了，那就应该由英国负责。”［3］（pp.117～118）1994年7月7日，江泽民在会见香港“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理事访京团时指出：“我们不反对民主，但民主是要逐步实行的，要与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相一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他们的民主，我们也有我们的民主。我们认为，我们的民主最适合于我们。总之，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英国的当权者要在香港问题上制造种种阻力，埋上钉子。对港英当局的政改方案，我们已发表声明，重申了我们的立场，不予承认！一九九七年，我们要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重组立法局、行政局、市政局和区议会。”［3］（pp.383～384）江泽民充满激情地讲：“有人曾酝酿花数十亿英镑在一九九七年后继续租香港。我看，不要说十亿，就是一百亿、一千亿，我也不会出卖香港。我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交接之前，香港必须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期。”［3］（pp.118、81）由于自“英人治港”的旧香港至“港人治港”的新香港的“后过渡期”，中英两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政治对抗已经不可逆地形成了“各行其是”的僵持局面，1993年以后，江泽民和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注意力逐步转移到“另起炉灶”的“新香港”筹建工作方面。对于这一不仅关系到香港回归前“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而且关系到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基础性工程，江泽民的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定：“以我为主”。对于“另起炉灶”的“新香港”筹备工作，江泽民重点抓的是“预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两个机构的工作。从“预委会”、“筹委会”的成员人选到“预委会”、“筹委会”通过的政治文件，江泽民无不一一过问。江泽民还多次会见“预委会”、“筹委会”的委员，对“另起炉灶”的“新香港”筹备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1995年12月，在“预委会”的工作圆满结束之际，江泽民会见了“预委会”全体委员，对历时三年的“预委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预委会的成立是继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基本法制定后的又一件大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预委会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经过两年半的紧张工作，对关系到香港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成果是显着的。
你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即将成立的筹委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做了有益的准备工作。实践证明，当初作出成立预委会的决定是果断的、必要的、正确的。”［5］1996年1月，在“筹委会”刚刚成立之际，江泽民会见了“筹委会”全体委员，对即将全面开始的“新香港”的筹建工作发出指示：“筹委会包括了香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人士，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要最广泛地团结广大港人，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参与到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伟大事业中来，共同维护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繁荣稳定。……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全国的一件大事，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征途中的第一站，后面还有澳门问题、台湾问题。解决香港问题为‘一国两制'率先垂范，将使祖国统一大业展现非常美好的、广阔的前景。”［5］（p.488）在自“英人治港”的旧香港至“港人治港”的新香港的“后过渡期”，还有一个大问题始终萦绕在江泽民的心中，那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贯彻、执行和宣传、学习问题。江泽民指出：“中国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上述各点（指‘一国两制'———笔者注）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现在有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大政方针已定，今后主要是贯彻落实的问题。我们要防止任何干扰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现象发生。”“凡是涉及香港的事情，都要按基本法办事。全国人民都要有这种守法意识。”［5］（pp.485～486、488）1997年5月6日，中共中央举办《“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法制讲座，江泽民在讲座结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再一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重申了“维护香港基本法的权威”、“依法治港”的问题：“再过56天，我国政府就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就要回到祖国怀抱。”“依法治港，是我们实施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香港基本法的权威，就是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要贯彻落实好香港基本法，首先要学习和了解香港基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