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更有进者，如将蒋的大量颁布手令放在战时中国艰困的物质环境下观察，可以发现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本文摘自《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作者：张瑞德原题为：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蒋介石所曾颁布过的手令，数量极多，据一位曾长期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以下简称侍从室)人士的估计，自1936年1月起，至1948年4月止，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即有120余箱之多。（注：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955页。）晚近中外学界对于蒋颁布手令的看法，大致说来不外两种：第一种(以LloydEastman为代表)认为蒋以手令越级指挥，是破坏体制的表现。（注：LloydE.Eastman，SeedsofDestruction：NationalistChinainWarandRevolution，1937—1949(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p.146.）第二种(以黄仁宇为代表)则认为蒋的以手令越级指挥，乃是其“人身政治”的延长，企图以士气、人心取代制度。“只有经过他(指蒋)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越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的手谕或面谕才能派的过去。”（注：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23页。）以上两种说法，立场虽然截然不同，但是也有一些共同之处：第一，均认为蒋施行人治，未能尊重制度；第二，均将手令等同于越级指挥；第三，均忽略了一些历史上的偶然因素。
笔者在查阅过2000余件收藏于台海两岸的蒋氏手令后，发现以上三点均有可以质疑或修正之处：第一，蒋的大量颁布手令，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1950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在1950年以前，蒋也再三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其次，蒋所颁布手令的内容包括极广，越级指挥者并不多见，少数越级指挥且出现弊端较为严重者，仅为有关作战方面的手令。第三，军事将领喜好越级指挥作战，乃是在长期指挥小兵团的环境中所养成的习惯，加以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所致，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更有进者，如将蒋的大量颁布手令放在战时中国艰困的物质环境下观察，可以发现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凡此种种，均显示蒋的手令，不论是其性质、运作与影响，均值得重新加以检讨与评价。
一、手令制度的运作自秦代以至于清代，皇帝的下行文书统称为诏敕、谕旨。皇帝的制敕通常由内廷发至中枢机构，以正式公文加盖朱印缄封颁下。汉代系通过宰相、三公府；唐宋系通过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明清系通过内阁或军机处。凡不经正式机构程序，而由皇帝以个人名义直接发下的命令，唐代称为墨敕或手敕。皇帝所下墨敕，因用墨笔书写，未经正式议定，系个人意见，三省也可以不执行。如武则天时，宰相刘袆之即曾对武则天所下墨敕说过“不经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何谓之敕？”（注：《新唐书》卷117，“刘袆之传”。）但是一般说来，手书墨敕仍具有与正式文书同等的效力，接受者不得不奉行。明清两代，谕成为皇帝常用的一种诏令文书，凡皇帝对臣僚有所训示和委任，称为敕谕，亦称为谕旨。清制规定，京部院大臣及各省督抚要员所上奏折，凡奉批朱发还后，该折无论是蒙上批圈还是书写，一律须按时汇缴，不得私自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