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2年，日军自诩为“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和“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但1942年，它的情报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民怨沸腾”、“民心叛离”的惊呼。不得不承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1942年末到1943年初，冈村宁次的心情已大异于走马上任之时。尽管他在讲话中，仍一再声称要“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但内心已感前途渺茫。其上司——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在1943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共产党的活动又活跃起来，华北军正在为此忧虑。”而他的下属就更加忧惧了。新任日军63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京，听取了各方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1943年春，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敏锐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总起来看，在敌人强化治安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强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