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最发人深省的观点是心理学方面的。它提出了对中国精英和美国精英巨大文化差异的担忧：中国精英可以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寻找启发，而美国精英能参考的历史只有两百年多一点。在基辛格看来，通过制裁来报复中国是非常幼稚的：“对于一个围绕不同理念建立起来的古老文明来说，西方关于人权和个人自由的概念可能是难以直接理解的。我们也不能对中国人历来对政治动荡的担忧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荒唐想法，只要通过西方教化来‘纠正’就行了。”正如中国能讲英语的领导人——江泽民——在1991年对基辛格所说：“我们从来不屈服于压力……这是一种哲学原则。”
文化差异与困境美国和中国在朝鲜半岛开战是由于另一种文化差异。毛下令中国军队介入让美国人大为吃惊，因为军事形势看起来对中国太不利了。然而基辛格说，毛的“动机不是一开始就给敌人造成致命一击，而是改变心理平衡。与其说是要打败敌人，毋宁说是要改变敌人对风险的评估方法。”毛是玩“空城计”的行家，这是一种通过做出自信甚至攻击姿态来隐藏弱势的战术。在西方人看来，他坚持说不怕原子弹袭击似乎是疯子的表现，至少也是冷血无情（“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但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虚张声势，或者说是“攻击性威慑”。
基辛格认为：“中国谈判者通过外交把政治、军事和心理因素整合为一个整体的战略设计。”相反，美国外交“通常倾向于‘弹性’；它觉得必须靠新提议来打破僵局——但又无意中为了得到新提议而制造新的僵局”。书中这一节不仅值得美国外交官，也值得美国商人在前往北京之前细细咀嚼。基辛格说，我们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一两件事，特别是孙武关于“势”的理念——它是指整体战略形势中的“潜在能量”。我们倾向于制定一份包含10个不同要点的日程，然后分别处理每个要点。他们则制定一份大的战略方案。我们总是急于结束，焦急地看表。中国人则看重耐心。正如毛对基辛格解释过的，他们以千年为单位来计量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