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朋友后来问毛，他使用“骄”这个形容词描写妻子，用意是什么。
毛解释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头，焉得不骄！”
杨被杀害一段时间后，毛与贺子珍结婚，他们的结合合法化了。毛还给长沙杨的家庭送信，让他们把他的三个儿子（最大的一个已从监狱放回）送到上海，由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安排入大同幼稚园。各种说法都提到他们在上海的几年，处境十分凄惨，使用假名来掩护，靠在街头捡垃圾为生。
10月初，红军再次占领吉安。毛的勤务员在“一家逃跑的土豪家里得到一个搪瓷暖水瓶”，他很高兴，有了这个暖水瓶，给毛委员准备热水就不成问题了。但他也清楚，如果毛发现了，就会让他送回去或照价付款，因此，在行军中，他让其他人带着它，所以毛没有察觉。
更重要的是，朱将军在城里国民党军司令部文件中，发现了声名狼藉的国民党AB团（反布尔什维克）地方成员的材料，根据一张由当地地主签名的得款收条判断，有些AB团分子已经渗入共产党内，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共产党内毛的批评者之一。
毛对此事的反应是，派他的肃反委员会的人打入AB团内部，最终他就可以说，他的反对派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国民党密探。可是，他和他在江西党内的批评者之间，也还存在着政策上的不一致，在11月中吉安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就土地改革政策展开了争论，当时，他们必须赶紧分散开来，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迫近了。
吉安的占领、放弃又再度占领的多次反复，在共产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周恩来在11月对政治局说，毛完全忽视了共产党国际有关“在进一步展开进攻之前必须进行巩固的阵地防御”的指示，而党的总书记则斥责毛在吉安得而即失的行为，是对“局势的绝望”。
11月底，毛起来镇压涉嫌的国民党密探，逮捕了4，000多红军官兵。一些人遭逮捕后，所提供的口供，又牵连了某些反毛的共产党高级人士。
12月初，红军一支部队的指挥员也率领部下的400人举行了兵变。他们逮捕了部队指挥员，把队伍拉到富田，攻占了监狱，释放了一些监禁在那里的毛的囚徒，捣毁了地方赤色政府，并逮捕了其中的一些人。在富田，大约有100名毛的支持者被杀害，他们的亲属中有许多人被扣留。其中就有朱德将军的妻子。
毛的批评者的首领从富田的监狱中逃脱出来后，即号召推翻毛，攻击他是“党皇帝”，拒不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在邻近的乡镇成立了一个敌对的赤色政府。迟至12月，毛在党内的敌人才送信给朱、彭二将军，罗列了“叛徒毛泽东”的罪行，还附上了一封可疑的、被看成是毛给他的一个密探的信。这封109信命令攻击各部队，因为这些部队领导人在事变时期供认，朱、彭是国民党的“最高”代理人——“这些口供有利于我们”……以便早日捕杀……1毛的反对者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2。
这次使用暴力镇压的、最为严重的派别斗争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一位罗同志的“暴露”，毛的反对者起初是以国民党奸细调查他的，但他们发现他实际上是毛安置的秘密反间谍人员。换句话说，毛和他的党内对手双方都派人打入了AB团，但都没有通告对方。起初他们揭露对方的秘密网时，还相信他们正在挖出真正的国民党奸细。
1931年初，毛和他的支持者已能掌握新的苏区中央局。新中央局的首批决定之一，就是把在江西向毛挑战的那些人开除出党，并使他的解释合法化，“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党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党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为。”
然而不久，毛的根基就被抽去了。就在他巩固在红色根据地的地位时，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动。1930年，一批20年代期间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返回中国。他们的特点是，在俄国时就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因此，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起初他们被称为“归国留苏学生”，当他们的主要领袖王明写了一本题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后，他们就得到了又一个绰号，即“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他成员包括博古和洛甫。
1931年初，这些人把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在以后的三四年间，在毛的“实力派”和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