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武汉会战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把重要的物资、工厂都往后方转移。战干团也奉命西迁，跋涉约30个县市后，最终驻扎四川綦江。因为前线干部折损严重，我们这些来自沦陷区的青年正式训练不足一年，便于1939年秋天毕业。恰逢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大批同学直接分配到长沙，遂有同学壮烈殉国。我留校当了区队长。
战干团不幸成为了国共党争的牺牲品。进校之初，正值国共合作高潮，教育长桂永清还经常邀请共产党人来校，我也听过周恩来、叶剑英的讲话。但在1939年冬天至1940年春天，战干团秘密“清党”，审讯拷打过一些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甚至有人遇害。我那时还接待过一位重庆来的学生家属，陪她到团总部寻亲。该事件惊动了重庆，桂永清不得不出国“考察”以避风头。
战干团于1941年被裁撤，学员学籍一律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同等对待。我们被合并为中央军校二分校第16期学员，我也领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央军校生佩剑。
1941年，我被分配到云南第54军。起初到特务营里当排长，一年后又升任第50师特务连连长，在滇越边境驻防，防御在越南的日军进犯。
我亲身经历了抗战后期山穷水尽的局面。战时经济濒临崩溃，全国海关尽失，也丢掉了大部分工厂，国民政府税入去了一大半，但是开销增加十倍不止，不得不饮鸠止渴，滥印钞票应急，结果物价飞涨。我当排长时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两斤肉。而到1944年，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仅值战前的三十分之一。
前线抗日官兵严重缺乏补给。54军身为中央军的嫡系精锐，装备已经相对杂牌军精良，但我们那时穿的军服都是粗麻编织的，染成了草绿色，像个麻布口袋。士兵们还吃不饱饭，米里掺了很多稗子，天天吃盐水煮青菜，几乎见不到肉。
最头痛的就是逃兵不断。抗战八年，国民党军队死伤官兵321万人，其中光阵亡的将士就达131万人，死亡将军256人。但当时能募兵的都已经招募了，最后募不来就干脆抓了，可是兵进了部队却吃不饱、穿不暖。我当连长时，经常会有兵出逃，一逃就是四五个。我们只能对士兵加紧看管，有逃兵就去抓，找不到了，只好再就地补充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