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元帅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声名显赫的。一个以为民请命、含冤去世而名留青史，一个以抢班夺权、身败名裂而遗臭万年。
1957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带工作组到了南京的军事学院。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当时他们作出的关于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是有问题的。
他们在写给中央和军委的报告中说：
“……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与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制订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
“……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
此时，刘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1956年的严冬，刘伯承元帅就因脑病离开了军事学院。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高等军事学府，刘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风中，他对送行的同志们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
说这话时，他眼含着泪，为他送行的人也热泪盈眶。
人离开了军事学院，心还在那里，他时常为学院的事牵肠挂肚。当他听说了国防部的报告之后，心情是很沉重的。在洁白的病房里，他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在我主持工作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教条主义的东西呢？是不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