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与第一次相比,该期《时代》对封面人物毛泽东肖像的描绘,多了更深的、更为强烈的敌意。第一次,毛的脸庞绘以深铜色,有着陕北黄土高原的浑厚;第二次仍为浑厚黄色,色调却偏清冷。第一次,毛泽东神情自然,目光向右前方微微侧望,镇静从容,与身后书写在红底上的四个黄色大字“民主统一”,互为呼应。第二次,毛泽东眼睛正视前方,多了强悍、果断,甚至含有凶猛。最显敌意之处,莫过于在毛泽东肖像周围,画上了一群汹涌而至的红色蝗虫。贬斥之意,显而易见——数十万中国军队,正是奉毛泽东之命入朝作战。
朝鲜战场硝烟正浓,中国不顾一切派兵参战,使《时代》关于封面人物毛泽东的报道,在叙述其经历时,不仅突出其军事才能与军事思想,还以明显的敌意将毛泽东与明朝张献忠进行比较,以此而强调其对战争、对暴力的欣赏态度。
军事力量——具体表现在中国红军身上——一直是毛的特殊创造,是他的骄傲和快乐。游击战争的战略与战术,源自他的大量专业研究。他所信任的朱德总司令,他的杰出战场将军林彪、陈毅、刘伯承,一直接受着他的渊博思想的指挥。
关于游击战争,毛多年前从中国公元前五世纪的孙子兵法中获得教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他为各地的同志写过一本军事论着《战略问题》(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出版)。(即毛泽东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译注)毛的最生动的文学形象,是用来描述军事艺术。他曾写道“游击战应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他高度称颂武装斗争:“历时十年的共产党战争,可能会让其它国家为之惊奇,但对于我们,这不过是一个序幕,历史经验写在血与铁之中。”没有别的军阀比毛有更多的血迹斑斑,即使疯狂的张献忠将军也难以超过,张在明朝时屠杀了四川三千万人(据史书应是三百万——译注),有一碑文如下: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即史称之“七杀碑”——译注)。(《时代》,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从封面设计,到报道走笔,《时代》随处可见的强烈敌意,正是此时美国上上下下,面对中国出兵朝鲜战场而引发的震惊、气愤情绪的形象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