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面对苏联争霸世界的挑战，认为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充当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宪兵，而必须采取战略收缩政策。他说：“越南战争是我接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而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中国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不断挑起边境事件，破坏边界现状，干扰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阻挠中国边防军的正常巡逻活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华政策。中苏边境上的苏联驻军，由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100万军人，大有剑拔弩张之势。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由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
除开苏联的军事威胁外，美国在中国的近邻越南的战争仍在升级，并且还不时地侵犯中国领空，中国正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经济建设也因此受到严重干扰，全国的所有工作都不得不进入“时刻准备打仗”的备战状态。军费预算逐年递增，军队总兵力扩充到660万。国家大型企业实行“靠山、分散、进洞”的备战方针，半数以上的资金都已投入“大三线”的战略后方，整个国家都处于高度紧张的备战状态之中。
在此背景下，尼克松重新检讨对华政策，得出这样的结论：20年来，美国鼓吹孤立、封锁中国，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对华利益上蒙受巨大损失，美国再也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今天，中苏冲突日益加剧，在美国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中国已经成为可以借重的力量。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给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届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尼克松还检讨说，美国“无视中国这个亚洲的主要国家，是一个错误的政策”。他说：“苏联是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1969年春，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研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防战略。4位元帅共召开了23次座谈会，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的报告。他们认为，苏联已经给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陈毅还向周恩来汇报了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