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回忆了他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今日，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回望伊斯坦布尔天际线的最佳场所，能看到清真寺的轮廓们从小山丘上挑出来，海洋的蓝染在每一座房屋上。
以前也是如此。富人们喜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建度假别墅—学名叫做“雅骊”。那是木质结构的清秀房屋，通常刷上嫩黄的颜色。推开窗，便是梦境一般的博斯布鲁斯。
对帕慕克来说，印象最深刻的竟是燃烧着的雅骊。他引用坦皮纳的话说：“看见一栋古老的木造别墅焚为平地是一种乐趣。”奥斯曼帝国的帕夏(贵族)们也曾享受过同样的乐趣。一旦有火灾发生，他们便兴奋地跳上马车奔赴现场，携带御寒工具，甚至还有煮咖啡、热食物的炉子。
和帕夏不同，帕慕克的乐趣根植于“某种心灵疼痛”，是“内疚、失落、妒忌”。奥斯曼统治的五百年期间，伊斯坦布尔火灾频繁。狭窄街道和木质房屋搭配在一起，火灾的发生看来不可避免。失去家园的人们虽丧气，但竟把这种不幸视为“命中注定”。
在我们大宋朝的东京城以及其他几乎所有城市里，同样如此。
《宋史·五行志·火》记载了两宋三百多年间的二百多次大型火灾，其中东京城的火灾达到四十四次，位居第一。“内酒坊火”、“相国寺火”、“玉清昭应宫火”、“太平兴国寺火”、“开封府火”……民居，寺庙，皇宫，官府，火，火，火!
火灾频发的原因之一是自然因素，包括雷电和自燃。天圣七年(1029)六月的一场大雷雨，使修了七年的玉清昭应宫“二千六百一十楹”烧为灰烬。至于库房、草场、料物场等地的火灾，则多与堆放物资自燃有关。
原因之二是人为因素。城市建筑分布过于密集，街道狭窄，而茅草屋、砖瓦屋等木结构建筑，几乎遇火便燃。东京城面积五十三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人口密度即使放到现在也是惊人。更何况当时房屋低矮，人口及建筑的密集程度可想而知。一旦起火，火势极易蔓延，往往持续一夜都难以扑灭。
火灾的损失总是惨痛的。宋廷不得不加以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加以防治。首先，成立专门的城市消防队，称之为“潜火队”，通常由军队组成。每坊三百步设有军巡铺，在高处修有“望火楼”，专门有人在楼上张望火情。楼下设有“消防站”，内屯百余人的消防队伍和各类救火物品，包括“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东京梦华录》卷三《防火》)。每当出现火情，专门报火警的快马“望火马”迅速来报，军厢主、三衙军队、开封府潜火队迅速出动救火。
衙门治火的思路有着企业家般的清晰。一，从源头堵。不仅进行严格的灯火管制[“京师火禁甚严，将夜分，即灭烛”(《东轩笔录》)，然而夜市和夜禁竟是并行不悖的]，并在易发火灾之地采取安全措施。二，设立严格的惩罚措施。那些违法的、放火的、破坏救火的，皆重罚，甚至株连亲属。官员对救火的处理是否得力，也是其政绩考核标准之一。包拯的铁面就曾体现于此。在一次现场救火指挥中，有一无赖上前挑衅干扰救火，包大人二话不说，竟把这厮给斩了(《独醒杂志》卷一)。堵、罚之外，衙门还不忘改革救火方法。比如规定在军队救火之前，邻众也能救火，但整体还是以军队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