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记载，毛泽东于1972年11月4日、12月5日曾分别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两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说：“纪、汪酌处。”“纪、汪处理。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这里的“纪”是指纪登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汪”则是指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至于来信中所提到的柴沫，早在延安时期曾任职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是毛泽东的秘书。自杀之前，柴沫曾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和党委副书记。
柴沫，原名厉全起，1917年9月出生于浙江慈溪县厉家村（今属慈溪市掌起镇）的一个农民家庭。曾任毛泽东的秘书，
1962年，柴沫参加了田家英率领的赴湖南的农村调查组。调查组根据实际情况，向中央反映了农村的现状，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田家英和柴沫等因此受到毛泽东的冷落。1966年“文革”发动后，陈伯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组织了对柴沫的批判，并指责他是“田家英的人”、搞所谓“秘书长专政”等。此后，随着“文革”的升级，对柴沫的批判也愈演愈烈。1966年9月4日，柴沫在被隔离审查之后，绝望自杀。此后，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亦告解散。
上述反映柴沫情况的两份来信摘报及毛泽东的批复，一份见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1月3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270号，摘报说：原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班郭冲等八人及该院原秘书长柴沫的妻子王若林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1966年5月，陈伯达曾三次来院讲话，说柴沫不听他的话，不走他的门子；陈伯达还勾结关锋、戚本禹等，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柴沫打倒，从此大会批斗、小会追逼，白天监督劳动、黑夜轮番审讯，使柴沫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乃至被迫自杀。后来经过对柴沫的历史和他生前全部工作的反复调查，证明他是党的一个好干部。现在陈伯达已揪出两年多，该院学习班也办了一年零七个月了，可是对陈伯达迫害柴沫的罪行还没有得到清算，对柴沫本人也未作出正确的结论。为此，写信人恳请毛主席责成有关部门为柴沫平反，恢复名誉，并作出正确的政治结论。第二份来信摘报，见于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2月2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858号，摘要说：王若林11月30日来信，她对毛主席的批示表示无比感激，军代表也已向她传达了关于柴沫问题的结论，肯定柴沫是受陈伯达等的迫害，同时又指出柴沫因系自杀，不够党员的条件，应受到党内除名的处分，而王若林认为柴沫是在陈伯达等的逼迫下被迫自杀的，并非是他畏罪于党，故不应给予党内除名的处分。显然毛泽东是同意王若林的意见的，他还愤愤地发问：“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按理说，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批示，柴沫问题的处理似乎应该不成问题了，然而一直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柴沫的骨灰安放仪式。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主持仪式，原研究院副院长胡绳则在悼词中揭批了陈伯达的罪行，正式为柴沫申冤昭雪，恢复名誉。
柴沫其人
柴沫，原名厉全起，1917年9月出生于浙江慈溪县厉家村（今属慈溪市掌起镇）的一个农民家庭。
柴沫早年因家境困难，初中只读了一年就随族叔到上海一家烟纸店当学徒。他不甘心失学，经常在劳作之余看书到深夜。长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夜读，结果眼睛高度近视。柴沫爱看书，并多方寻找进步书刊，无意中被当时的“左联”作家金灿然（后为中华书局负责人）发现，金灿然让他当了一名为“左联”销售出版物的报童，这样使他随时可以阅读“左联”作家的论著。柴沫当时还喜欢上了世界语，那时有许多青年热爱这门人类实现大同的语言工具。他因敬仰世界语的创导者柴门霍夫，因而改名为柴沫。
柴沫在上海苦读不到一年，后因生活困难，又返回家乡务农，其间还曾在家乡的小学教书。1936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宁波各界也成立了救国会，柴沫参加了。抗战爆发后，柴沫又参加了宁波的抗日宣传队，并组织战时流动宣传队，宣传抗日。1937年冬，柴沫来到延安，随即进入陕北公学，开始得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38年1月，柴沫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柴沫被分配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抄写文稿、查找资料等。1941年夏，为了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由陈伯达主持（一说毛泽东兼主任），柴沫是成员之一。在大生产运动中，柴沫还曾负责安排中央领导同志的劳动和生活。
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期间，柴沫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毛泽东的教诲。他认真工作，勤学苦练，在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提高。
抗战胜利后，柴沫离开延安，奉命随中央大队向东北进发，抵达承德后，任热河省研究室主任。当时，他曾细致地了解了受日军残暴统治达13年之久的当地人民的疾苦，在省委领导下执笔起草了《热河省发动群众的指示》。毛泽东看到这份文件后，批示“这个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不久，柴沫调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秘书处长兼研究室主任。鉴于当时蒙汉共居的塞北林西蒙区因受敌伪残余势力挑拨,不断发生民族纠纷，柴沫经常深入这个地区进行调查，撰写了《内蒙人民解放的道路》一书，用以揭露敌伪残余势力的罪行，阐述蒙古族人民奋斗的方向，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天津解放后，柴沫调任天津市军管会办公厅秘书处长，不久又随大军南下，转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广东解放后，他响应中央关于要部分老干部转入工矿企业、交通运输方面的号召，到广州任广州铁路局副局长。1956年，又调任铁道部科技局局长。其间曾在《中国青年》发表《试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根本问题》一文，激励广大青年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而奋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959年，柴沫进中央党校学习。因工作需要，在学习尚未期满的1961年，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推荐，他又调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其时正是“大跃进”运动负面效应开始呈现之际，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了沉重的挫折，中苏两党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政治研究室的任务十分繁重。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但陈伯达不暇及此，实际工作由副主任胡绳和田家英主持。作为秘书长，柴沫肩负研究室的日常事务，恪尽职守，成为田家英的得力助手，减轻了田家英的负担。
柴沫还在中苏论战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他的主持下，研究室同人编写出了《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等资料。他还参与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等的编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