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周颐在《眉庐丛话》中为此评论道：“有清之将亡也，叉雀之嬉成为风气。无贤愚贵贱，舍此末由推襟抱，类性情，而其流弊所极，乃不止败身谋，或因而误国计。相传青岛地方，沦弃于德，其原因则一局之误也。”由此看来，有清一代，官场打麻将之风已成风气。
据清末民初的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叉麻雀之风起于宁波沿海一带，后渐染于各省，近数年来京师遍地皆是。”晚清以后，打麻将（“叉麻雀”）成为官场主要的赌博方式，官场消遣、待客，常以麻将牌赌博，其输赢巨者，往往至万金。很多官吏“以此为日行常课”，穷日累夜，纷然若狂，每场下来目昏体疲，严重影响政务。嗜好赌博之官，八成是殆懈政务、尸位素餐的昏官。常州府属有两个县令，一名吴其昌，一名翁延年，皆为嗜赌之徒，常在衙署中打麻将，对于政务却甚为荒疏。清末为开民智，各地兴办学堂，这两个县令却忙于打麻将赌博，而对办学一事不闻不问。有人做歌谣讽刺二县令道：“开民智，在学堂，学堂不开国脉亡。官办不兴旺，究是何心肠。一府与两县，衙署新堂堂，长官在内做甚事，麻雀打一场。厮养（仆役）出外言：今日老爷输五十，去年姥爷输三千。打牌是要紧，学堂不过问。”清末湖南巡抚杨文鼎也是此种昏官，有人作嵌字联嘲之曰：“文告尽空言，尸位素餐，何曾念哀鸿四野；鼎爻占覆餗，及时行乐，还要叉麻雀八圈。”上下联首字合为“文鼎”，讽刺其时官吏尸职，如铸鼎象奸。
有些嗜赌官吏，赌技颇为高超，堪称赌场高手。道咸时的道员赵青衫赌瘾甚大，“一日不赌，如荷重负”。因为此官赌技超群，很多赌徒都不敢与他较量。此官甚至还总结出了一套自称出自《易经》要义的“赌经”，可见其赌技之精。有个叫姚墩布的县令也是赌场高手，他每至赌坊必大赢，赌坊老板很害怕，便以“奉金为寿”做条件求他不要再来赌坊。于是，他月得千金，不赌于坊而赌于宅了。民间有人戏改《酒中八仙歌》来讽刺嗜赌如命的官吏：“麻雀一幅报一篇，五羊市上摊馆（赌馆）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赌中仙。”
再据《国闻备乘》记载，当时不少皇亲国戚、高官重臣也痴迷此戏。肃亲王善耆、庆亲王奕劻长子载振“皆以叉麻雀自豪”。时任农工商部尚书的载振，还在天津、北京等地开设赌场，虽几经查抄，但又几经转移，照开不误。清代有禁赌的法令，但官官相护，更何况那些嗜赌的大官僚有权有势，炙手可热，谁人敢管？！就连那个执掌清廷大权的慈禧太后，晚年时宫中无事，亦颇好此戏。奕劻让自己的两位格格专门服侍慈禧打牌，并每日带着数千金与慈禧打牌“佯负”，而且内监、宫婢也各有赏犒。这样，“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因此，奕劻纵有贪婪之名，朝野议论，慈禧也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赌博，自古以来是中国社会的一种陋俗，更是官场的一种腐败。晚清，官场上赌风尤为炽烈，可谓“看竹之风，日盛一日”，“官场如赌场”，不仅痴迷麻将的官吏自家身败名裂，更是殆懈政务，误国害民。如此，大清江山社稷焉能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