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以后，新疆库车、惠宁和慧远等地相继发生叛乱，沙俄与英国趁机将魔爪伸进了新疆。与此同时，日本借口台湾岛民杀死琉球人和日本人，派遣3600人进犯台湾，并成立所谓“台湾都督府”。中国西北内陆和东南沿海同时出现危机，于是清廷由总理衙门拟订了练兵制器等六条措施，征求各地督抚意见。当时，李鸿章、王文韶、左宗棠等大臣分别提出不同意见，这就是清朝历史上所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这次争论不仅是“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的判研，更是国防战略重心的一次重新定位和抉择，它第一次明确地将海防建设如此重要而又迫切地摆在了中华民族面前。
中国拥有18000万公里漫长的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专属海域，拥有众多的天然良港和沿海岛屿，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海洋国家。但是几千年来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却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陆民族。尤其是满清入关以来，游牧民族由马背得天下，更醉心于以马蹄去辟疆拓土。满清统治者历来把国防战略的重心放在西北，康、雍、乾三代，更是西北用兵不断。而在十九世纪同时代，世界上其他一个个古老的帝国却由陆地走向海洋。历史显示，近代新兴的强国几乎全是海洋国家，而衰弱的则多是内陆国家和那些在海上没有活力的民族。铁的事实告诉世界：海权维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脉，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对此重大现实，清朝统治者却还在梦中酣睡。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海上来的大规模外敌入侵，给闭关自守的中国带来强烈的震动。在外患频仍、创巨痛深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海防危机的严重，他们大声疾呼加强海防，研究退敌御侮的办法。著名将领林福祥主张海防应“以战为守”，林则徐已萌发了建立外海水军的思想，魏源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理论，丁日昌提出建立中国新式海军之建议。可惜的是，这些建议均未被清廷及时采纳。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海防战略思想，才终于将大清王朝从梦中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