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无论汉人还是匈奴人都没有“民族”的概念。在汉人的心中是早就根深蒂固的“华夷有别”的观念，除了中原王朝的中华人以外，无论远近，其他的都是蛮夷。匈奴人的观念则更简单，在其马蹄和箭镞所及的范围内，所有引弓之民皆是匈奴，那些臣服于匈奴的国家、民族也都是匈奴。在汉文帝初年，冒顿单于写给汉文帝的国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念，“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中原王朝的中华人其实也认同这种观念。在汉文帝写给匈奴单于的国书中也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这种观念同时也是当时很多游牧民族共同的观念。在匈奴强大时，北方的东胡、丁零、坚昆等原本不属于匈奴的民族，都可能以“匈奴”自居。东汉时期，鲜卑强大之后，北匈奴屡遭鲜卑攻击，不得不西迁，而留下来的“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这样的做法目的很简单，就是将自己纳入更为强大的领导者麾下，以保有或取得更多的物质、经济利益。或者，简单地说：生存下去。
匈奴的西迁起始于汉武帝晚年，而大规模的西迁则因为东汉时期汉军的打击和乌桓、鲜卑等民族的崛起。如果这种迁徙一直持续到公元4世纪，那就是三四百年。
汉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降汉后，与其征战不休的郅支单于只得率领部众西迁。一般认为，郅支单于原有部属十万，但一路迁徙至康居国（其首都位于今天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锡尔河北岸突厥斯坦）东部时，死伤惨重，最后只有3000人抵达。
而汉武帝发动汗血马战争，李广利率领数万汉军西出玉门关，抵达康居邻国大宛时，也只剩下几千人。可见，在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自然环境下，仅仅迁徙至中亚地区，人员损耗达到或超过90%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所以，在漫长的三四百年中，如果真有那么一群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向西，穿过塔里木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直至欧洲，如此艰苦卓绝的旅途，与其说是迁徙，倒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民族融合。
这样，我们将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匈奴的种族起源为何，在秦汉时期，那些被称作“匈奴”的人，其实是匈奴扩张、兼并北方各民族大融合后的一个结合体。而Huns，即便与秦汉时期的匈奴人有着某种关联，也是在几百年的迁徙过程中，不断与沿途原住民融合之后的一个全新民族。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就严谨的历史学而言，这种Huns就是匈奴人后裔的说法还缺乏决定性的历史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