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十年垂钓的背后
张学良的大名在中国几乎无人不晓，他的传奇一生是诸多历史学家、传记作家、戏剧家和影视家永远津津有味、挖掘不尽的题材。唐德刚先生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曾评价：“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花’的花花公子了。
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东北易帜、西安兵谏，这是改写中国历史的大手笔，所以唐德刚先生感叹：“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唐先生的“三位一体”是指，政治家、军事家和花花公子集于张学良一身。张学良是否堪当“统兵治政”，且不说他的三个师被红军全歼，单看他陪蒋介石回南京，演出一场“窦尔敦摆队送天霸”义气、幼稚之举，便大有商榷之余地。
不过，“花花公子”的名号送给张学良是当之无愧的。民国史上有前后两个“四公子”，张学良都名列其中。民初四公子孙科、张学良、段宏业(段祺瑞之子)、卢小嘉(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及后来的“京华四公子”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张伯驹，他都榜上有名。无论前后，四公子都是以酒食征逐、舞榭歌台、裘马挥金而使人耳熟能详。
张学良在口述回忆时，只谈了他“唯一好女人”“喜京戏字画”。其实，他的嗜好远不止于此。从扎吗啡到开飞机、汽车及至行猎、雀战、高尔夫、网球、桌球、骑马、游泳、跳舞……举不胜举。他设有专职内务副官朱海北(朱启钤之子)，专门安排他约局打高尔夫、麻将。但他从未喜好过钓鱼，这从接近他的各种人的回忆中可以佐证。笔者想，张学良是好热闹、好动不好静之人，钓鱼对他而言应该是一桩苦事。据说，在沈阳时偶有闲暇，张学良也曾驱车到浑河岸边垂钓。大概是偶一为之。但是，西安事变却让张学良付出代价：不能去统兵抗日、报国恨家仇，从此失去自由，整整钓了十年鱼!这就是他被囚禁数十年之中的一段无奈的插曲。
西安事变后，张、杨同被囚禁，只不过蒋介石认为杨虎城是主谋，张学良“年幼无知”，再加上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说项，张的生活待遇比杨虎城好得多。张学良可以购书报、食物，可以散步，与看守他的特务打麻将、打猎，只不过他心里明白：看守他的警卫都是军统特务，负有特殊使命，他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汇报到蒋介石那里，言行稍有不慎，不仅释放无望，还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为人机警的张学良言行极为谨慎。据当年奉戴笠之命经常给张学良送生活用品的沈醉生前回忆：张学良在贵州桐梓被囚期间，晚上的消遣是和看守他的特务们打小牌，但“他很懂得特务们的心理，输多了怕引起误会，以为是变相收买他们，因此每次输赢总是只有两三块银圆上下的钱”。以张学良当年挥金一掷打大牌的性格，和小特务们打小牌无异在受心理折磨。稍微令他高兴的消遣是，沈醉来时会邀请他一同打猎。但“他很知趣，从来不自己打枪，而只抢着拿打到的野物，很高兴地提着回来”。其实，也许高兴是暂时的，当年张学良行猎前呼后拥，威风得很，如今成了只能拎野物的跟班，其心境不身历其境者焉可知之?!为了消遣时光，张学良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明史，但他的性格、经历决定他不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因而，最终成为他囚禁生涯的消遣竟然是他原来并不爱好的钓鱼。张学良被军法审判处以十年徒刑后，先后辗转囚禁于浙江奉化雪窦寺、南昌益阳桃花坪和湖南沅陵凤凰山，但时间都不长。1939年，他又被迁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1942年迁至贵州桐梓县兵工厂。该厂发电用的蓄水池有近百亩之广，军统特务将蓄水池的一部分建立为囚禁区。据沈醉回忆，蓄水池中仿建了三潭印月，池边桃柳相间，风景怡人，极适合钓鱼。从此，“唯一的乐趣是每天到他住房对面的蓄水池去钓鱼。只要天不下雨，他总是一早起身，邀同刘乙光(看守他的军统特务队队长)一道，坐着一只四方形的小木舟，撑到水池中央一个凸起的沙洲上……上面有两个用苞谷秆搭成的人字形小棚，他和刘两人各据一个，轮流把钓，有时整天，有时半天，总是乐此不倦”。有时有经过蒋介石同意看望他的客人来访，他也会邀客共钓。张学良的钓具也很高档，沈醉看到“他用的钓竿有宋子文送给他的一根美国制的车钓，可以钓起几斤重的大鱼”，也有于凤至夫人从美国寄来的套筒钓竿b。而且看另外人的回忆：宋子文也非仅送过一根钓竿。但他有“他自己用竹子做成钓鲫鱼的和钓水面游鱼的小钓竿”，“他虽爱钓鱼，但对吃鱼却没有多大兴趣”。由此可见，张学良钓鱼不是为了口腹之好，也不见得“爱”，纯是为了消磨囚禁时光罢了。张学良在此被囚至1946年。几年时光，除去下雨，他天天去“乐此不疲”?恐怕只有张学良自己清楚!他在垂钓时绝不可能怡然忘怀，往事并不如烟，命途飘摇多舛。他的思绪一定不会专注于漂饵，而是会目送飞鸿、思接千里!
